对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理性主义解释——评《国际制度》

    近三十年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中心命题，就是研究在主权国家间存在的大量的正式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对于调整国际关系所起到的作用。学界的实证研究，很多致力于解释“为什么国家会自愿地走进由众多条约协议所编织的大网之中”。对此，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出发点都是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把所有国家定义为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对于国家主动而自愿选择参与国际制度的原因，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关注点均在于国家在此过程中获得的绝对收益的多少。二者在国际制度的作用这一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即国际制度是一种能为其所有成员国带来帕累托改进的公共物品，一国参与某项国际制度可以得到高于不参与状态的绝对收益。

    然而，在现实的国际合作中，往往存在着“战略互动的困境”，因为国家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只会在有利于自己设定的目标的情况下，才会倾向于接受国际制度。因此，如果将国际行为体预设为理性的，无政府条件下的国际合作就成为比较典型的博弈游戏。在其主编的《国际制度》一书中，莉萨·马丁(Lisa Martin)对斯奈德(Duncan Snidal)、斯坦(Arthur Stein)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认为国际合作包括协作、协调、劝说和保证四种问题类型（博弈模型），每一种合作类型都使国家面临独特的挑战。国际行为体将围绕合作问题展开策略互动，进行多次博弈，最终结果会是：尽管行为体有着特殊偏好，但仍然会倾向于反复面对相同类型的合作问题（对四种模型的详细论述，参见本书第500-529页）。

    回顾历史，国际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很大程度上缘于各国为解决日益突出的全球和地区性问题的共同努力。二战后，主要国家逐步意识到，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既取决于对私权的保护，也依赖可靠的足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多边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国家参与国际制度不是偶然和随意的，是否参与国际制度、如何参与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参与，是国家理性决策的结果，而这一决策主要涉及的是参与国际制度的可能收益。

    简单地说，一方面，国际制度有助于促成国际合作。固定化机制的建立增加了违反规则的成本，参与各方会在一种“总体上和长期的大致利益均等”下妥协，提高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利益的预期。另一方面，国际制度有助于遏制单边行为。国际制度拥有传统的国家交往形式所不具备的平等性，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上的，却为处于弱势的国家直接阐明自己的主张、维护自身利益和获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创造了机会。在此意义上，从高政治领域的联合国、欧盟，到低政治领域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从传统安全领域的军控、防止核扩散，到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能源、打击恐怖主义，大量的确凿的事实佐证了理性主义对于国际制度选择的解释。

    但是，所有的理论都有其局限性，莉萨·马丁论述的缺陷在于，她所归纳的四种博弈模型都预先假设博弈各方的共同利益是同质的，即对问题和利益关系有相似的看法和理解，因而利益可以分割。这可能是理性主义的博弈论高度简约和抽象化的本身特点所导致的。换句话说，马丁在《国际制度》中采用的策略互动分析最终呈现出的是一种规范理论，关注理性博弈者应该怎样做；它是一种静态的分析，缺少了历史性因素和动态因素。

    博弈论强调博弈各方的理性，但理性假设不能脱离博弈各方的目标、偏好和所受的环境限制，而事实上这些限制并没有损害他们的理性。在许多实际情况中，博弈各方对问题和利益的看法有很大的出入，导致即使存在共同利益也无法进行合作。在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国家自身的国际定位，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对于国际制度的态度。一国的客观环境特别是国家实力是国际定位的基础，除此之外，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产生影响。举例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并不是排斥多边外交和国际制度，实则是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孤立，被主流国际制度体系所拒绝。并且，由于两种意识形态与两种社会制度的严峻对峙，新中国是断然不会参与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建立的国际制度的。

    诚然，博弈论的模型不能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但的确可以帮助决策者认清问题的结构和问题的困难所在，以及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可能要采取的策略和自己的行动可能对对方产生的影响。理性主义研究方法是强有力的，因为它们对于面对这种困境的合作提出了值得注意的暗示。讨论国家对国际制度的偏好，理性主义有其解释力和适应性，在国际关系和多边外交的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主编，黄仁伟、蔡鹏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