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到底”成大道

    国内西方哲学研究近年来有一个变化，对于being这个概念，人们不是像以往那样不假思索地把它翻译为“存在”，而是要考虑一下，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它翻译为“存在”（“在”、“有”）或“是”，或者把它翻译为“存在（是）”或“是（存在）”；在讨论中也是同样。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但是还不够。我一直主张，应该以“是”来翻译和理解being，并且把这种翻译和理解贯彻始终。人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一‘是’到底”。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有些极端。但是在我看来，这却是理解being这一概念和探究与它相关问题的堂堂正正的大道。

    “一‘是’到底”可以避免翻译的随意性及由此产生的无法理解的问题

    西方哲学家在讨论being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举例说明：“风是冷的”（柏拉图），“人是理性动物”（亚里士多德），“金子是黄色的”（胡塞尔），“天是蓝的”、“狗是在花园里”（海德格尔），等等。这些例子简单明了，不会有任何理解的问题。 举例要与哲学家们说明的东西结合起来理解。如果把being翻译为“是”，就很容易理解，他们所要说明的乃是“是”，所举的例子都含有“是”，因而举例与所要说明的东西相一致。但是，如果把being翻译为“存在”（或“在”），问题就来了：所举的例子与所讨论的“存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些例子中有“是”，而没有“存在”。

    有人把being翻译为“在”，把例子中的“是”改译为“在”，比如“狗在花园里”。这样，上述问题似乎就没有了：所要说明的是“在”，例子中也有“在”，二者正好匹配。其实不是这样。“狗在花园里”中的“在”乃是介词，而不是系词。但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绝不是介词意义上的东西。而且，“在”的翻译不能够贯彻始终。比如前四个例子可以翻译为“风在冷”、“天在蓝”吗？或者可以有“人在理性动物”这样的翻译吗？而且，这还仅仅是字面上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同样一个being，在一些例子中被翻译为“在”，在另一些例子中被翻译为“是”，这明显不是举例者谈论being的本意。

    在我看来，把being理解、翻译为“存在”，然后由此出发，把being翻译为“存在”、“在”和“是”，结果使同一个词变成不同的词，同一个概念变成不同的概念，或者使它在本该出现的地方甚至消失不见（比如“战士应当勇敢”），乃是非常错误的。

    就中文而言，“存在”的意思是明确的，它不像“在”那样有歧义。翻译时遇到例子，“存在”一词是无法使用的。且不要说它对“人是理性动物”、“天是蓝的”、“风是冷的”这样的例子束手无策，即便对“狗是在花园里”这样的句子，它大概也是无能为力的。

    “存在”的使用范围很窄。在日常表达中，大概除了说“某物存在”或“存在某物”外，几乎没有其他用法。它的狭窄用法和明确含义决定了它根本无法反映出being的含义。所以，人们把例子中的“being”理解翻译为“是”，或者说在例子的翻译中不得不抛弃“存在”，而采用“是”，乃是很自然的。虽说例子是大白话，但也不是随意的事情：它们还会有一种与所要说明的东西的联系。在我看来，这种联系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当把所要说明的being翻译为“存在”，把例子中的being翻译为“是”的时候，中译文还能反映出这种联系吗？一旦字面上失去了这种联系，理解就无从谈起。

    在我看来，以“是”来翻译being，不仅可以解决以上问题，而且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比如，西方人探讨“是”，并且把它看作是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日常表达含有“是”，因而可以对它做出说明。而且，与“是”相关，用法很多，比如“是”与“应当是”乃是有区别的，它们可以表明一种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别（休谟），或者可以表明一种理论科学与规范科学的区别（胡塞尔）。正像以“战士是勇敢的”为例可以说明“是”一样，以“战士应当是勇敢的”为例也可以说明“应当是”，而且这样一来，“是”与“应当是”之间的区别也可以得到说明。例子是自明的，当然有助于说明“是”与“应当是”的区别，而且这种说明，归根结底，还是对“是”的说明。

    “一‘是’到底”可以凸显关于语言的考虑

    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举例从古至今，贯穿始终，而到了近现代，又出现了关于系词的讨论。无论是在康德、黑格尔那里，还是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著作中，都是如此。如果说对于像“狗在花园里”这样的译文还可以有一些讨论的话，比如其中的“在”究竟是不是介词意义上的东西，但是对于系词，却不会有什么歧义。系词无疑是“是”，它是联系主语与表语的词，而不会是其他什么词，当然也就不会是“存在”。这样，在明确探讨系词的上下文里，如果把being翻译为“存在”，就会产生无法理解的问题：“存在”显然不是系词，系词也不会是“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系词意义上的存在呢？在这样的语境中，若是把being翻译为“是”，系词的问题倒是解决了，但是又会产生与上述相似的问题：所要讨论和说明的是“存在”，而系词乃是“是”，它与“存在”无疑没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系词的讨论又如何能够说明“存在”呢？

    在我看来，这还仅仅是表面现象，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从没有关于系词的讨论到有了关于系词的讨论，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把关于系词的讨论与例子结合起来考虑，就可以看出，它们的作用是一致的。以上那些例子，选自日常表达，句式都是一样的。若是看到海德格尔的重点强调，比如“天是蓝的”，则还可以看出，所说的乃是系词。由此似乎说明，举例的说明与关于系词的讨论其实是有联系的。区别仅仅在于，关于系词的说明是明确的，它要说明的乃是“是”，而且不用举例。若是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关于系词的考虑并非今天才有，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那时没有使用“系词”这个术语而已。实际上，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讨论being的时候，不仅有举例说明，围绕举例，他们还有许多关于“being这个词”、如何“用”和“说”这个词的讨论和说明。

    系词的考虑显然是关于语言的考虑，或者，这是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当人们明确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就有了关于语言的考虑；即使没有明确使用这个词，若是有相应的考虑，则也会有关于语言的考虑，比如举例。在关于being的哲学讨论中，有关于语言的考虑与没有关于语言的考虑，显然是不同的，所形成的结果无疑也是不一样的。中文翻译若是不能显示出这种关于语言的考虑，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肯定是不利的。在涉及有关语言考虑的地方，中文翻译若是人为地给我们的理解带来问题，肯定是不对的。

    “一‘是’到底”显示出逻辑与哲学的密切联系

    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常常会谈到逻辑的理解，并且从逻辑的角度来理解being。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似乎是自然的，因为他是逻辑的创始人，又是形而上学的奠基者。但是，如果看到康德让人们从逻辑出发来建立哲学体系，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著作干脆命名为“逻辑学”，胡塞尔则把逻辑研究作为现象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就可以看出，逻辑与哲学研究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明确谈论逻辑并从逻辑出发来探讨being的时候，“S是P”则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句式，甚至成为探讨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讨论的东西乃是“是”，则逻辑的角度有助于这样的讨论；而所讨论的东西若是“存在”，则“S是P”与它没有什么关系，至少字面上没有什么关系，因而人们不明白逻辑的角度与关于“存在”的讨论有什么关系。

    在我看来，这也仅仅是表面上的问题，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因此，从逻辑的角度来探讨being，充其量只能说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事情。逻辑的探讨，并非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S是P”也并非仅仅是一种句法形式，与此相关的其实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这种思考方式是与句子相关的，是与句子的句法和语义相关的，也是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相关的。比如，“S是P”乃是肯定的形式，“S不是P”则是与它相应的否定形式。前者表示一事物是如此这般的，后者表示一事物不是如此这般的。当然与这些句式相关，与它们所表达的东西相关，也就有了真和假的考虑，等等。自亚里士多德以后，固然有了一套被称之为逻辑的系统考虑方式，但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也有关于判断的讨论，也有关于肯定和否定的讨论，还有关于真和假的讨论。比如，普罗泰戈拉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既是是的事物是的尺度，也是不是的事物不是的尺度。由于逻辑尚未形成一门学科，也许这样的讨论还不能被称之为逻辑的考虑或从逻辑出发的考虑，但是，它们却是与逻辑相近似的考虑。但是，同样是考虑判断、肯定和否定，由于逻辑的产生而有了不同的认识方式。从没有逻辑到形成逻辑，乃是一种进步。而凭借逻辑，哲学讨论得到深化，则又是一种进步。西方哲学是这样发展的，我们对它的理解也应该是这样。既然如此，在关于being 的讨论中，怎么能不考虑逻辑呢？

    从逻辑的角度出发，可以明显看出，“存在”与“S是P”没有什么关系。即使不从逻辑出发，也不难看出，句子、判断、陈述和命题乃是与“S是P”相关的，而不是与“存在”相关的。 

    在我看来，西方哲学家关于句子、判断、陈述和命题的探讨，乃是探讨being时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这部分内容的核心与“S是P”相关，因而其中所说的being乃是“是”，而不是“存在”。相关的讨论，在逻辑形成之前是如此，在逻辑产生之后也是这样。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从逻辑出发与不从逻辑出发显然是不同的，从逻辑出发与从近似逻辑的思考方式出发无疑也不一样。中文翻译若是不能显示出关于逻辑的考虑，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肯定是不利的；若是不能显示出近似逻辑的考虑，则不仅不利于我们理解西方逻辑的产生和形成，也不利于我们理解西方逻辑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逻辑分析。

    “一‘是’到底”，归根结底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以上问题，即举例、关于语言和逻辑的考虑，其实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西方哲学中关于being的讨论，从古至今一直有这些特征。在讨论being的过程中，例子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含有being，另一个是自明。由此可以看出，通过举例来探讨being，实际上是借助being在语言中的出现方式来说明它。因此，举例其实也是关于语言的考虑。逻辑的考虑自成体系，但是在它产生之前，一直到它形成之后，关于判断的考虑，关于肯定和否定的考虑，关于真假的考虑，一直是最核心的事情。这样的考虑直接与句子相关，因此实际上也有关于语言的考虑。所以，以上特征，最核心的乃是关于语言的考虑。

    being乃是西方语言中一个独具特色、不可或缺的词。“是什么？”、“是如此这般”，乃是人们认识活动的主要表达方式，包括询问和回答。“是”则是它们的集中体现。因此，有关being的讨论，既反映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也体现了西方语言的鲜明特色。

    学界一直有人担心，把being翻译为“是”有太强的逻辑倾向，仅从逻辑来理解being是片面的，这样会消弱甚至瓦解其中有关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含义。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存在”这个概念才能反映出being的哲学含义。有人甚至建议像“人是理性动物”这样的句子应该翻译为“人作为理性动物而存在”。我不这样看。

    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在讨论being的时候，西方哲学家为什么要举例？他们为什么要考虑语言？他们为什么要利用逻辑？逻辑是理论的和科学的。利用逻辑来讨论问题，无疑是想借助科学的或理论化的东西，从而使讨论更加可靠和有说服力。语言是日常使用的，人们对它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理解。利用关于语言的考虑来讨论问题，显然是想借助一些已经被理解的东西或比较明白的东西，从而说明尚不太理解和不太明白的东西。且不论being是什么意思或者可以有些什么意思，至少它在语言和逻辑中的表现形式是明确的。因此，利用语言和逻辑来讨论它，至少可以有比较明确的东西可以借助和依循。恰恰是在关于这些问题的考虑上，即在系词这一点上，语言和逻辑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因此我要问，若是看不到西方哲学家的这种思考方式，我们如何能够理解他们以这种方式所讨论的问题呢？中文翻译若是在字面上就阉割了关于这种做法的思考，人们又怎么能够理解其中的形而上学含义呢？在理解西方哲学的过程中，缺乏逻辑的考虑，难道就不是片面的吗？而忽略了关于语言的考虑，我们还能够获得正确的理解吗？

    （《读不懂的西方哲学》，王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