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自序

    这本书讨论的是“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这样一些大问题。最初，我并没有想过要写这么小的一本书，来讨论这么大的一些问题。自从进入学术世界以来，我大都是在古文献、宗教史、思想史或文学史等古代中国的具体研究领域中打转，尽管也不时关注西洋东洋的新说，偶尔涉足近世日本和朝鲜的历史和文化，有时也忍不住发一些高屋建瓴的议论，但落笔成文的时候，总是觉得想要“言之成理”还是先要“持之有故”，没有文献支持好像理不直气不壮，凭理论说大问题仿佛空口说白话，总是心里没底。

    可是，在这些年的研究中，越来越觉得绕不过这些大问题。

    2000年秋天，当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公寓中写完《中国思想史》第二卷最后一章之后，原本下定决心停笔好好喘一口气。正如我在《后记》中说的，这八年间为了写这部书，“几乎是已经精疲力尽”，所以，总想找机会调整一下生活习惯和工作节奏。但没有想到的是，从思想史研究中引出的新问题，又带来一种急迫和焦虑。《中国思想史》的最后一节《1895年的中国》仿佛像“谶言”，迫使我不得不进入1895年以后。1895年以后，大清帝国开始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原来动辄便可以“定之方中”（《诗经》）、自信“允执厥中”（《古文尚书》语）的天朝，渐渐被整编进了“无处非中”（艾儒略语）、“亦中亦西”（朝鲜燕行使语）的世界，便不得不面对诸如“亚洲”、“中国”和“世界”这样一些观念的冲击。为什么是“亚洲”？究竟什么是“中国”？中国如何面对“世界”？

    看似平常的常识背后，潜伏着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2002年，我写了《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已收入本书，这是本书中完成最早的一章），在这一年台湾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当时主持这一场发言的是林毓生先生，和我同场的是日本的子安宣邦教授。细心的读者一定会从标题上察觉到，这篇带有论辩性质的文章是有感而发。所谓“有感”无非两方面。一方面，就像上面说的，写完《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之后，对进入世界的现代中国思想产生了太多的想法，原来想写的第三卷即《1895~1989年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变迁》，因为资料浩瀚，更因为问题太多而中辍，不得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重新检讨。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学界，对于“中国”、“亚洲”的论述升温，并且波及中国大陆学界，这些没有经过检讨就使用的地理概念，究竟在什么脉络和什么意义中，可以当作“历史世界”被认同和被论述？这个问题需要有人进行回应。当然，这里说的不是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的回应，而是从历史脉络和文化立场上进行的回应。

    这些问题如果只是发生在异域学界，我自然可以在神州做袖手人，不过，一百年来“西潮又东风”（这是我另一本书的书名）始终在波动（或拨动？）中国学界，有的话题在国内也常常脱了西装换马褂，或把蟹行换了汉字，不止是进入而且还发酵，重新甚至随意地解释着历史，这究竟是“格义”还是“硬译”？我很难判断。因此，那几年我便不得不进入这些问题，同时也因此开始从朝鲜、日本文献进入所谓“东亚史”领域。特别需要一提的是，2006年底，我从北京的清华大学到上海的复旦大学任教，受命组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我把我对于这些问题的关心和思索，变成了新建的文史研究院的课题和方向，开始推动“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批评的中国学”等等课题的研究，这本书所收录的各节，多数都是这几年有关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

    书名“宅兹中国”用的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何尊铭文说的是周武王灭商后营建东都之事，“宅兹中国”的“中国”可能指的是常被称为“天之中”的洛阳。我只是借它来作为象征，不仅因为“中国”一词最早在这里出现，而且也因为“宅”字既有“定居”的意味，也让人联想起今天流行语中的“宅”，意思似乎是“墨守”，这新旧两重意思，让我们反省，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应当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最后，可以顺便说到的是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因为六十年前胡适也曾在这里短暂“挂单”（任东亚图书馆馆长）的缘故，便常常翻看胡适的书，今天，很偶然地看到他1929年写的《拟中国科学社的社歌》，最后两句是“不怕他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不免特别感慨，便用它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

    （《宅兹中国》，葛兆光著，中华书局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