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抗战史不该被抹杀，也不该弄成文化产业”

    读书报：是什么原因使你开始寻访滇缅战场的抗战老兵？

    章东磐：1998年，我参与《山茶·人文地理》杂志的编辑，有幸结识了后来成为朋友和调查合作者的孙敏。她是中国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来做人文地理记录、写作、研究的先行者之一。1999年，她通过实地调查与走访，在《山茶》杂志发表了讲述腾冲抗战的长篇文章《国之殇》，那一篇雄文，让《山茶》杂志第一次脱销。我是通过孙敏的调查才触到了那段历史的脉搏。从来不知道的事，一下子来到眼前，居然那么惊天动地，那么豪情盖天。第一次听说，就像是听到发生在月亮上的故事。可是，那些血是从我们父辈们的胸膛里喷出来的。谁要是听了那样的故事还不动心，不动情，就真是太麻木了。那一年，我第一次去了腾冲国殇墓园，看着环山而建，仍如军人队列般整齐的殉国者墓地，悲从中来，念从中来。

    2003年，云南电视台制作打捞滇池飞虎坠机的电视节目，他们手头不太宽裕，请不起昂贵的主持人，就把会讲普通话的我这只便宜鸭子赶上架子救场。那一段公款吃住行的调查为我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好几位抗战前辈都是在那次四十多天的持续访问中认识的。

    历史总是渐行渐远，时间越远越难找到真相。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像滇西这么打到惊天动地，连江水、连大山都变成染红的战役，居然可以被忘得那么干净，干净得像透明的玻璃，真是让人痛心。我的二哥在云南当兵，就在战争最重要的远征军司令部所在地保山，战争刚刚结束二十五年，我哥哥1969年到那里，几年间没听到过一句“中国远征军”这个词。那时候在世的远征军老兵应该还有很多，因为正值他们五十岁上下的年纪。如果那时候能开始调查，和今天调查相比，寻找到真相，寻找到细节就容易太多了。

    2003年那次走访，让我看到了活着的历史，也看到了那些老人就要揣着这段失踪的悲壮史实逐渐谢幕了。赶上了，干吧。其实在做这件事的学者还有许多，例如云南的戈叔亚、北京的余戈，他们比我做得更扎实、更仔细，但我可能有与他们不同的视角，再多的人做都并不会冲突，只会让我们的抗战史呈现出更为立体的样貌。

    读书报：在和这些老兵接触和寻访过程中，最感动你的是什么场景？

    章东磐：几年前在保山寻访，有机会拜访到张子文老伯。在上世纪30年代，他是今天意义的“官二代”、县太爷的公子。他在中日战云密布的当口投笔从军，报考了中央军校，学炮兵。

    中日两军隔怒江对峙的岁月，他始终在前线做炮兵连长。此后反攻期间调至远征军长官部，官至中校参谋。我在《父亲的战场》书中把老人的军衔写低了，老人虽然特意纠正了我，却专门叮嘱：这是小事，不用改。抗战结束那年，他就申请离开了部队，回去再读书，并随后执教于现在的保山一中，做英语教师。我访问中，老人讲到解甲回家的原因，没有惯常听到许多老人那句高调：不想打内战。但他的的确确打完日本人掸掸烟尘就回家了，一天内战都没打。

    1956年，黑暗毫无预警的罩住了他，没有罪名，没有审判，没有刑期，有的只是望不见尽头的牢狱生活。二十六年，把青年张子文活生生关成了老人。平反出狱，老人居然再一次掸掸霉土，重执教鞭，而且英语毫不退步。一直再教了十年，到72岁才退休。前几年，美国援华陆军阵亡军官梅姆瑞少校的后代到保山，老人穿上他仅有的西装和粉色衬衫，用流畅的英语和他们倾谈，看得出来那几位美国朋友的感佩与着迷。就在那一次，我问老伯：您把生命都捧给了祖国，却受这样的屈辱，您怎么想？张子文老人云淡风清的一句话：都过去了。那一刻，他纯洁的脸像极了憨睡的婴儿，那一刻，曾为军人的我掩面而泣，浑然不知自己失态、失声。

    读书报：在你接触这些滇缅战场抗战老兵，为他们而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的过程中，最让你感到无力的是什么？

    章东磐：过去他们被忘记了，那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今天记起来是好事。但记起来是为了恢复民族的历史记忆，而不应该为了任何功利目的。我在云南腾冲参加过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和一个抗战纪念馆揭幕的仪式，老兵们被请上台，就像端上来一道菜，只是走过场，连全场起立致敬都没有要求。还是梅姆瑞少校的女儿女婿最先站了起来，全场随之起立了。在有些人眼里，光荣的抗战史都被浓缩到一个词汇里：文化产业！我真是欲哭无泪。光荣的抗战史不该被抹杀，也不该弄成文化产业。

    另外，有假老兵混迹其中，招摇撞骗。还有真老兵编造并不真实的“口述史”。我们一些研究者、记述者学术训练水平差，对采集到的史料缺乏鉴别、解读、研究、运用的能力，使得本应廓清的历史谜团被弄得更加模糊了，这些都让我每每感到力有不逮,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