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出版社、《美文集》及其他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当时被朋友们称为“三剑客”的袁水拍、徐迟、冯亦代，先后都从香港到了“陪都”重庆。这时的袁水拍，已经写出了《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铃鼓》等抒情诗名篇，不久又出版了《人民》、《向日葵》等诗集。这时的徐迟，在文学上也雄心勃勃，一边在撰写《诗的诞生》这样的诗论专著，一边又在尝试翻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同时还在协助郭沫若编辑大型文艺季刊《中原》。此时的冯亦代，在专印钞票的中央印铸厂当副厂长。他喜欢文学翻译，译了海明威的《蝴蝶与坦克》和《第五纵队》后，又译了当时很有名的剧本《千金之子》和《守望莱茵河》。

    那个时期，“三剑客”都是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常客。虽然他们都知道这个地方是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着的，去时总不免有点提心吊胆，但还是照样去，因为只有在那里，“可以得到光明的启示，得到精神的安慰，得到生活的力量”。那时候他们都还想过到延安去。袁水拍写了一首《无题》的诗：“我不愿吹灭我的蜡烛，／让它深夜还点在床前，／它有时不动，有时眨眼，／眼睛一样尖尖的光焰。／沉沉黑夜包围在这里，／我一刻不停来回想念。／它是我所晓得的一种／温暖，注视着我的心田。”诗中的“温暖”，指的就是从遥远的延安传来的光明。徐迟在听到从延安传回来的“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唱”的民歌曲调之后，甚至激动得向他的“引路人”乔冠华（乔木）提出，想去延安组织一支秧歌队。

    就是在这样光明与黑暗相搏斗的岁月里，曾经都有过编辑经历的“三剑客”，聚在一起又不免“技痒”了。冯亦代长袖善舞，建议创办一个出版社，为国统区的作家们做一点实事。不久，他们就凑起了一笔资金。冯身为印钞厂负责人，自愿承担印刷任务，他和袁水拍、沈镛都出了一些资金。徐迟当时挈妇将雏，一文不名，只好出力当编辑。他当时正在研究诗歌美学、写作“美文”，于是就有了“美学出版社”的名字。现在看来，这个创办于1942年、寿命只有短暂数年的小出版社，不仅使当时身在陪都的文人们深受其惠，也成了日后人们窥探20世纪40年代大后方文艺出版的一个小小的窗口。

    二

    徐迟先生曾经给过我一册他的早期著作《美文集》（美学出版社1944年11月第1版）。书的扉页上盖着一个“赵无极藏书”的圆形印章。书是用黄色土纸印刷的，32开本，竖排，毛边，174页，另附8页《美学图书简目》和《本社总经售古今出版社图书简目》。这两份书目均属广告性质，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出版资料。奇怪的是，当时又薄又粗糙的土纸，竟还如此柔韧耐翻，字迹也那么清晰。我看见过一些当时用白纸印行的出版物，到现在都已变脆变酥，不能翻动了。

    美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徐迟从正在印度游学的金克木（止默）那里约来的《甘地论》。第二本书，是文艺理论家以群从延安带过来的严文井的童话集《南南同胡子伯伯》。在这两本书之后，又出版了袁水拍的诗集《向日葵》（内收诗人的名篇《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人民》，夏衍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复活》，冯亦代翻译的《蝴蝶与坦克》、《千金之子》，于伶的剧本《杏花春雨江南》，袁水拍译的彭斯诗集《我的心呀，在高原》，亦代、水拍合译的斯坦倍克等人的小说集《金发大姑娘》，柯灵改编的《飘》，黄宗江编译的剧本集《春天的喜剧》，洪深的论著《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罗荪的小说集《寂寞》，杨刚的小说集《在阿希龙河畔》、翻译的传记《林肯传》，徐迟、袁水拍合译的爱伦堡小说《巴黎！巴黎！》，郑安娜（冯亦代夫人）翻译的小说集《风流云散》等等。此外，还出版了马耳（叶君健）、谷斯范、田汉、郭有光、孙师毅等人的著译。

    冯亦代特意为美学出版社主编了一套名为《海滨小集》的文艺丛书，作者大都是从上海和香港撤退而来的作家和翻译家，当时在重庆文艺界颇具盛名的夏衍的剧本《法西斯细菌》、《天上人间》、《芳草天涯》和杂文集《边鼓集》等，都收录在这套小丛书里。因为有了前面说到的这些中外作品的问世，美学出版社在当时的文艺界和出版界渐渐有了美誉。出版社还邀请了廖冰兄等画家来做封面设计，因此，美学版的书装看上去简朴而大方，很有艺术味道。美学版的图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校对仔细，很少发现有错讹。徐迟后来回忆说，这是与当时沈镛的主持出版工作和他的把关严密分不开的。

    徐迟自己在美学出版社一共出版了三本书：《依利阿德试译》、《美文集》和《托尔斯泰散文集》，它们是徐迟40年代的主要著译集。

    三

    1942年，徐迟还只有28岁，人长得又高又瘦，夏衍戏称为“螳螂”。徐迟后来遂取一个笔名：唐琅。当时他住在歌乐山大天池旁边一个名叫蒙子树的小村里。漂亮、安静的小村四周，茂林修竹，清流映带，农房门口还有个干净的打谷场，场外是一块疏密匀称的林中空地。徐迟住在这乡间，完成了他自己颇为得意的两件事：一是写出了一本被戴望舒命名为《诗的诞生》的诗歌论著；二是完成了一本《依利阿德试译》。

    当时，金克木正在印度游学，徐迟请他帮助，买到了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初级课本》。接着徐迟又找到了精通希腊文、翻译过《古希腊史》的缪灵珠教授，拜他为师，学习希腊文。同时，徐迟又从重庆旧书店里买到了希英对照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剑桥版希英对照的集注本《爱斯库罗斯悲剧全集》，以及荷马史诗的另外几个英译本，如著名的蒲伯译本。袁水拍还为徐迟借来了牛津版的《希腊诗选》，其中有三十多段荷马史诗的精彩片断。就这样，青年诗人像偷偷品尝“禁果”一样，开始了一项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带有“创举”意义的工作：首次用汉语诗体的形式翻译了荷马的《伊利亚特》。

    他一共译了700多行、15个片断，采用的是无韵素体诗即西方所谓Blank Verse的形式作为中译本的格律。这种形式，是二三十年代的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孙大雨、徐志摩、陈梦家都曾尝试过的格律诗体。卞之琳也曾用这种形式译过莎士比亚的诗剧。1943年，徐迟的这部译作以《依利阿德选译》的书名，在美学出版社出版。封面上选用了一幅希腊雕刻荷马半身像，书名由郭沫若题写。除了15个片段外，徐迟还利用莱辛的《拉奥孔》所提供的材料，写了两万多字的译注，同时还参考穆莱的一本《史诗之兴起》，阐述了一些关于史诗的看法。

    这本书篇幅虽然很小，却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为止，我国的第一本诗体的荷马史诗中文译本。原有的傅东华和杨宪益的译本，都是散文体的。徐迟一向是推崇史诗的，这本小书在某种程度上也圆了他的“史诗梦”。1944年这个译本又在上海群益出版社再版了一次。如今，国内似乎只有上海图书馆里，还保存着一册“群益版”的译本。

    1992年夏天，78岁高龄的徐迟来到了英雄史诗诞生之地雅典。诗人对这里的一切似乎是那么熟稔，仿佛是一种“前世回忆”，记忆犹新，如痴如醉。他把自己珍藏了半个世纪的一册《依利阿德选译》再版本，赠送给了希腊国家图书馆，了却了此生的一桩夙愿。

    四

    徐迟在美学社出版的第二本书是《美文集》，系《海滨小集》丛书第11种，收入散文、文艺评论以及译文共15篇，是一册广义上的散文集。有谈艺术的《艺术与医术》、《中国文字的音乐性的秘密》、《歌剧之为音》、《音乐之为人》、《观叶浅予个展有感》；谈诗歌的《诗的元素与宪章》、《美国诗歌的传统》、《谈比喻》、《关于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论剧诗与机关布景》等，另有一篇谈罗曼·罗兰的散文和四篇翻译小说。

    1992年，徐迟在写给《美文》杂志主编贾平凹的一封“释美文”的信上，这样说到了《美文集》：“美文，是外来字，是法文Belle—Letters的译名。字典上说是‘有关于具有美学价值，不一定具有教义或宣传内容的文学。’按严格的要求，《美文集》不合乎美文的要求。但天下哪有这种绝对的事呢？我是在出版《美文集》四十九年之后才大体弄清楚了什么是‘美文’的。”

    《美文集》的封面是廖冰兄刻的一幅彩色套印木刻：一个少女跪坐在海滨，一手抚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鱼虾和贝壳，沙滩上还有四只贝壳和一条伸出玉腕的紫色海星，海水中游动着自由的鱼儿，蓝天上飞翔着自由的海鸥。五十年后，徐迟忍不住这样赞美道：“这幅彩色木刻真是美极了！我一生出的书有50种之多，编的书不在其内，却没有一本书的封面，能赶得上这一本之美。当时印刷非常之困难，纸张是很原始的土纸，但仅有这本书是三色版封面，线条是如此优雅，设计得这么富有匠心，非常高洁，色彩显示得这么明朗，‘美文集’三个字也写得很有味道。至今我还感激廖冰兄的这么美妙的协作！”

    顺便说一句，藏书家姜德明也藏有一册初版的《美文集》。有一年徐迟在北京为这册旧书题字留念：“妄称美学，愧对美文，悔予少作，不胜惶惑之至。”1999年，姜先生把这本书的封面收入了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书衣百影·中国现代书籍装帧选》中，并言“我对廖冰兄为徐迟的《美文集》作的封面怀有偏爱”。

    我见过的那册盖有“赵无极藏书”印章的《美文集》，显然曾经几易其手。战争的炮火和时间的烟尘，最终没有毁坏这册小书，可是，到了十年浩劫之时，它却未能躲过厄运，一些书页上被审查者划上了一条条粗暴的黑线，还写下了一段段野蛮和可笑的批语。关于罗曼·罗兰那几页，也被粗暴地割裁掉了。90年代初，我通过西安的一位现代文学爱好者、已故藏书家梁永先生的女儿钟光珞教授，终于又找到了一本完整的《美文集》，复制出了那被割裁去的几页，补入徐迟的那本残书中，总算使之成为“完璧”。

    五

    美学社创办那两三年里，袁水拍、徐迟、乔冠华、杨刚等，都同时卷入了读托尔斯泰作品的热潮之中。冯亦代曾回忆说，乔冠华和杨刚都是熟稔托翁作品的，“三剑客”中第一个读托翁著作的是徐迟。徐1941年初在旧书店里买到了一部牛津版三卷袖珍本的《战争与和平》，读了之后，赞不绝口，将书介绍给袁水拍，袁读完了又将书转给了冯，从此冯也与托翁的著作结了不解之缘。“三剑客”从沦陷的香港到达重庆后，还相约一起翻译托翁的著作。徐迟译的就是《托尔斯泰散文集》。这是徐在美学社出版的第三本书，也列在《海滨小集》丛书中。

    《托尔斯泰散文集》收录了托尔斯泰劝人戒烟、戒欲、戒馋的三篇散文，即《为什么人要把自己弄到错迷不醒》、《〈克劳艾采奏鸣曲〉后记》和《过良好生活的第一步》。第一篇里，老托尔斯泰劝人不要吸纸烟也不要喝酒；第二篇里，他劝男人女人不要做爱，劝做丈夫的也尽量少跟妻子做爱；第三篇里，他劝人不要吃肉。这本小书初版时，书名后面加了“第一册”三个字。不久，美学社又出版了冯亦代译的《托尔斯泰散文集》第二册。

    戈宝权先生写过一篇短文《关于这本书》，为这册译著留下了一段逸话：“本书的译者徐迟同志是热爱托尔斯泰的作品的，记得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译过一本《托尔斯泰散文集》。这本书可能早被人遗忘了，但想不到1980年12月，我在重庆访问革命烈士陵墓、白公馆和渣滓洞时，竟然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的一个橱宙里看见了这本用土纸印的书。原来革命烈士车耀先1946年3月在成都被捕后，同罗世文烈士一同被解押到重庆，然后又关进贵州的息烽监狱。车耀先表示他读书不多，想借这个机会多读一些书，最好能让他管理图书。当时，监狱中堆存有几千本书，其中不少是难友被捕入狱时被没收的进步图书。他就将这些进步书籍加以修补，改头换面，混在一般图书中编号出借，还利用管理图书的机会进行秘密联络活动。为了蒙混特务的眼目，他在不少书上用毛笔写了‘文优纸劣，特请珍惜’。在现存陈列出来的《托尔斯泰散文集》的封面上，就有他题写的这八个字。因此这本书能在监狱中流传开去。1946年7月，车耀先和罗世文两烈士又被提到重庆的白公馆，被就地秘密杀害。车耀先烈士虽然牺牲了，但他保管的这本书却被留存下来，成了他在监狱中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见证。我在当年12月底经长江三峡到了武汉时，徐迟同志到江汉关旁的轮船码头来接我，我第一件告诉他的事，就是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里的这个意外的发现。今年（1983年）5月，我参加中国文联赴川参观访问团再到重庆，在重访烈士陵墓时，又再次看见了这本书，我想应该把这件值得写出来的事告诉读者们。”

    一册小小的翻译散文，竟能成为革命先烈在监狱里进行斗争的一个见证，这大概是译者徐迟先生所未料到的吧。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把这本小书列入当时颇有影响的“散文译丛”再版了一次，改名为《托尔斯泰散文三篇》。1992年4月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又改名为《酒色与生命》。徐迟先生说，这样一本劝人戒烟、戒色、戒馋的“怪书”，想不到到了近年，它又有点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