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镜与灯”：
找寻儿童文学理论的新标杆

    相当一段时间内，我沉浸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阅读中。译丛包括了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史蒂芬斯的《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罗宾·麦考伦的《青少年小说中的身份认同观念：对话主义构建主体性》，瑞典学者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的《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的《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声音》、凯伦·科茨的《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来自三个国家的这六部论著，从20世纪以来丰富而驳杂的西方文论中选择与儿童、儿童文学相融度较高的理论方法，以具体的作品为切入点，提供了认识、解读、理解儿童文学不同的途径。

    这是一个复杂的阅读过程，有灵光闪现的启示，很多盘桓心中许久的困惑有了新的理解途径；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快慰，比如我始终觉得儿童文学应该适当引入文化研究的视角，这套丛书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范例；当然，还有阅读的艰涩和理解的障碍，无论是拉康的欲望及主体理论还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都曾是我大学时代未能“啃下”的骨头，当他们的理论阐释被更曲折地运用于具体作品分析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无法对话的隔膜。我想，对很多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者而言，阅读“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都是一个挑战，但是在阅读中我也深切地感受到，我们需要这样的挑战，需要一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文本解读方式——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一直在低空盘旋，始终无法企及俯瞰大地的高度。

    这并非是主张“西化”，而是对“交流”的渴望。诚如王泉根教授所说，当成人文学界在反思“言必解构、文必后殖民”的恶性西化所造成的“失语症”时，儿童文学界绝无此忧，并非儿童文学界高屋建瓴、早有防范，而是我们缺乏了解、引入、运用西方理论的热情。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除却二三十年代鲁迅、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等开拓者吉光片羽式的论断，评论和研究的兴起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而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又受到了“阶级论”、“政治工具论”的束缚，难以称得上学理性。真正有所建树是在80年代以后，虽然当时的一批年轻学者具备了很强的研究意识、理论热情和建构水平，但毕竟儿童文学理论大厦的基础太薄弱，他们和自己的前辈一起，更多地是做了打基础的工作，也因研究者人数的有限，至今仍留下很多遗憾。那么，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更没有理由去拒绝西方理论，因为任何学术的研究都是一个漫长沉淀和相互交流的产物，是人类文化交融碰撞，不必有物质生产领域“自主产权”的焦急心态。

    从整体而言，译丛的“文化研究”视角是非常突出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反思“文化研究”、消除“过度阐释”、重视“审美研究”的呼声是非常高的，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很多学术论文中，以理论工具切割作品、缺乏审美体验和鉴赏能力已经成为突出问题。但是，就儿童文学而言，我不认为文化研究已经到了损害审美研究的程度，儿童文学与教育、家庭结构、媒介等众多领域的密切关系使得它无法纯粹，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甚至，就整个文学研究而言，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也没有不共戴天的冲突，失当的不是理论，而是运用者。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很多西方现代文论（包含所谓“后现代”文论）都是基于学者对当代人生存处境尤其是文化处境敏锐而犀利的观察而构建的，包含了强烈的社会解析和批判意识，但是落到我们手里，却沦为高校象牙塔里的自说自话，这也是所谓“学院批评”近来被不断指责的原因所在。正如杰克·齐普斯在书中所说：“如果不去思考文学艺术作品被创造出来的社会-政治-文化的语境，任何文学艺术都是无法得到充分理解的。此外，对经济和技术的政治本质进行探讨也是非常重要的。”（《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尤其是在当下文化工业大行其道的时代，儿童文学创作是在很多利益动机的驱动之下投入市场，而且从图书到动漫、玩具、广告，儿童文学形成了巨大的消费群体，所有这些都是儿童文学所身处其中的必然环境，也是儿童文学研究必然要考虑的社会因素。

    比如儿童文学中的性别问题，这不仅是《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声音》的主题，也是《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中非常重要的话题，它们相互之间形成参照。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甚至认为，“当代儿童小说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女性主义的方方面面对其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因为对欧美当代小说总体状况缺乏全面的了解，我无从判断其正确性，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当下，女性作家越来越多，无论是人数还是图书销量都有超越男性的趋向；同时，“故事妈妈”和“幼儿园阿姨”这两个群体也是儿童文学的重要推动力量。并非说，这就意味着女权主义的胜利，而是意味着我们有必要研究这种情境之下儿童文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选择这些著作，是因为它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阐释一个重复性问题，即在调停或者挑战霸权、种族和性别的文化话语时，儿童文学的潜在影响是什么，这些在建构儿童的自我意识中至关重要。”（序二）的确，在阅读过程中，很多论断给我提供了重新理解儿童文学的契机。在我看来，儿童文学是什么、儿童文学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对于我们依旧是本质性的疑问。“小儿科”的蔑视在社会上仍然盛行，就连儿童文学研究者甚至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似乎都有些浅显。而对这些学者而言，儿童文学是人建构自我主体性、人类文化与心理结构延续以及社会批判的重要途径。如杰克·齐普斯认为，“我们的生活是由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所塑造的”（《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由此，他也反对现代传媒和文化工业造成的对民间故事的歪曲与伤害。凯伦·科茨也从主体性的角度阐释了儿童文学的重要功能：它们界定我们对他者的理解以及我们与他者相关的立场，并以此建构我们的自我感；我们童年期所接触的文学应被视为塑造主体的关键（《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

    以这套译丛为参照，对当下儿童文学研究与批评提出质疑，并不是“外国的月亮格外圆”的心理作祟，而是基于目前相当多的儿童文学评论成为“出版消息加表扬稿”的事实，所有的批评最终指向的，是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研究和阅读推广的更大期待。

    最后，向译丛的两位主编王泉根教授和约翰·斯蒂芬斯教授表示敬意，这套丛书一直到七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出版，其选择、翻译、出版的艰难可想而知，也感谢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愿意做这样一套显然没有市场的学术著作的“婆家”，其文化担当意识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