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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意味着什么？十二生肖的三次轮回，一个少年长成中年人，或者，激进的热血青年变成了冷静温和又稳健的社会观察者和思考者。36年来，中国融入了一个德国小伙子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而这个德国人也见证了中国从一个疯狂年代过渡到正常年代，又经历了一系列的蜕变。
36年来，他和这个国家，相互吸引和排斥，相互见证，彼此都在对方身上留下了烙印，其间有怀疑，有失望，有愤怒，有隔膜，有渐次的沟通和欣赏，也有永远的隔膜。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1968年是热血澎湃的一年，充满骚动和混乱。春天，苏联坦克开进了捷克首都布拉格，巴黎街头爆发了“红五月运动”，越战在升级，美国国内反战的声音也是高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就在那一年，一个叫做Michael Kahn-Ackermann(米歇尔·康-阿克曼）的德国青年被捕了。
这个来自巴伐利亚偏僻乡村的小伙子20出头，已经服完两年兵役，正在慕尼黑大学读书。他参加了弥漫整个欧洲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对抗当局。他是二战后的第一代，所谓“奥斯维辛后一代”，不是战争的亲历者，却对那场战争抱着一份负罪感，也对社会平等、公正、革命等价值抱着理想，总是不断追问自己的父辈：当时你们在干什么？你的犹太邻居一夜之间消失了，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本来能够做点什么的，不是吗？
他读大学时在欧洲旅游，一路都是搭便车。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搭上了顺风车，聊得很开心。阿克曼无意中说到了自己的国籍，车里突然死寂下来，良久，司机说，你还年轻，我知道你跟这些事没有关系，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我们全家都被纳粹杀了。
半个世纪后，阿克曼坐在中关村写字楼的大办公室里，说着这些陈年旧事，反问：“你说，这些事跟我真的没有关系吗？”他去到东欧，那儿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都被德军灭绝了。站在那片荒芜上，阿克曼能说什么？
他只能更激进地左倾，质疑政府、要求革命、崇拜毛泽东。这种感情再加上青春期的生理骚动，迸发出惊人的力量。阿克曼的人生，就被这种青春的力量扭转并决定了方向。
多年后，阿克曼已经知道自己当时把世界看得太简单。其实当时就只有他们学生和知识分子在“闹”，大多数老百姓对他们很反感，虽然他们的出发点是为老百姓争取更多权益。有些激进分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向了更极端的行为，还被认为是英雄。阿克曼经过漫长的心智成长，才在思想上与他们“划清界限”。
“愤青”阿克曼“占领”了一座闲置大楼，要求政府将其用于社会公共事业而非私人投资。因为这一壮举，他被警察抓进拘留所关了3天。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立场和对中国的向往。欧洲的学生运动被当局镇压了，而中国的学生运动却胜利了。遥远国度里发生的事情让阿克曼这样的青年人热血澎湃。虽然那时候他对中国的全部了解都来自北京的外交媒体《北京周刊》。
他从最热门的社会学转到最冷门的汉学。汉学当时是一门最纯粹而无用的“兰花学问”，完全博物馆化，教授们能看艰深的古汉语，对周易和宋明哲学了如指掌，但没有一个人会说中文，也没有一个人对当代中国有兴趣和了解。教授反对他的硕士论文选题：研究中国50年代的计划经济。因为没人能够指导和评判论文的好坏。但他还是坚持做完了研究，还拿到了最高分。教授的评语是：“该论文的每一个观点我都不同意，但是文章很精彩。”
下一步就是前往中国“朝圣”了。在他的心里，有两个中国叠加着，一个是浪漫而神秘的古老中国，现代化之前的优雅和古典，琴棋书画、笔墨纸砚、梅兰竹菊，充满田园诗的浪漫。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平等，民主，所有人都快乐地努力工作，对未来充满希望。两个中国都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中德1972年建交，1974年中国第一次接受德国留学生，阿克曼是1975年DAAD奖学金资助的第二批，标准的“工农兵学员”。
一踏上中国的领土，先前两个中国的影像顷刻间便粉碎了。德国教授们研读的中国古典文献，从《论语》到《红楼梦》，中国国土上已经不见了，普通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所知甚少，几乎没有人读古文。物质文化遗产也破坏得很厉害，国家一片凋敝。另一方面，也没人真的进步和革命。文革末期的中国，是沉闷死寂的，革命狂热已经消退，只残留着习惯性的革命姿态，人和人充满了不信任和冷漠。一个小插曲是，阿克曼学着写中文诗，内容是调侃中国，马上有中国学生敏感到他的反动内容，向上头打报告。
留学生先在北京语言学院学现代汉语，然后入北京大学进修，阿克曼选择了“中国现代史”专业，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跟中国同学一起上课的专业，而不是单独为外国学生开课。学习的内容包括“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教授们显然不信自己所讲的东西，但课还是那么上着。阿克曼开始逃课，他更愿意下乡和去工厂，在河北农村劳动锻炼，“忆苦思甜”。他的中国同学都知道如何偷懒，并表现出劳动态度积极。阿克曼却是真的投入，对贫下中农千篇一律的报告也充满了真挚的热情。
正如《骆驼祥子》所表现的，理想主义者最容易变成虚无主义者。与中国的接触对阿克曼一行是要命的打击，从失望、绝望到愤懑、仇恨。中国欺骗了他们！有些人因此变得玩世不恭。
离开中国后，他们回到常态的生活中，干着各自的本分工作。阿克曼也一样。他1977年在德国一家跨国公司应聘成功，原因是他曾经“进过局子”，公司主管认定他是有理想并能为理想去奋斗的人。这是阿克曼谋得的第一份工作。
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是幻灭。当然也有收获，他一直记得海淀的街头走着骆驼，是当时的运输工具，还有那些保存完好的胡同和四合院，它们一直留存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就是跟中国国家领导人见面的记忆，通常是作为留学生代表在机场迎接来访的本国领导人。有一次跟周恩来握手，印象是“他真瘦啊”。还有一次站着跟邓小平聊天，说着阿克曼就乐了，因为他身高一米九多。
第二次握手
回到德国后，阿克曼以自己留学三年的经历，写了本《门里门外话中国——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私人旅行经验中的社会人群肖像》，当时几乎是德国唯一介绍中国的书，出乎意料地很畅销，再版多次。从那时直到今天，还不断有德国出版社追着阿克曼再写“续集”。
1983年起，歌德学院与同济大学共建留德预备部，阿克曼作为德方负责人，在上海教了两年德语。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风气明显发生了变化，但旧的习气也很浓厚。阿克曼对此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有深刻的体会，一方面，有的中国人开始谈论大胆的话题，另一方面，管理层仍然很保守。同济管理外籍教师的一位中层干部，就是典型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脾气还不好，把老外当敌人，警惕性很高，限制阿克曼与中国人打交道，对来访者实行苛刻的登记制度。后来冲突激化，一直闹到了教育部，阿克曼取得阶段性胜利，可以相对自由地跟中国人交往了。
在这前后，他开始对中国当代文学感兴趣，并成为最早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家之一。他关注的不是作品的文学价值，而是其对中国的叙述和表达。因为从伤痕文学到寻根，都充满了文革记忆。其中的重大成果之一，是翻译了《沉重的翅膀》，德国发行量接近10万，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唯一一本畅销书。直到今天，张洁仍然是德国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作家，虽然她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阿克曼译介中国文学的另一个收获是，一位中国姑娘努力想说服阿克曼翻译好友刘索拉的小说，阿克曼一直没有被她说动，但后来娶了她作为“补偿”。
第三次会面
1987年底，阿克曼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的任务是创建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按阿克曼的说法，这比创建“歌德学院月球分院”还难。当时中国允许西方企业、但不允许西方文化机构进入国内。阿克曼说，换个角度说，这也是一件好事，至少中国还相信文化的力量，好像一首诗就可以改变社会。而欧洲人早就不信文化了。此后的16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作为“邓小平送给科尔的一个礼物”，一直是中国唯一的“西方文化机构”，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在这期间，阿克曼经历了邓、江两代中国领导人，修正了留学时对中国的看法，彻底学会了将政治和一般老百姓分清楚，因为传统的“民间中国”和“革命中国”没什么关系。革命可以非常深入。1993年，他去刘震云老家，九十多岁的外婆开口就问：“你们德国搞文化大革命了吗？”得到否定回答后马上质问：“毛主席让搞，你们怎么不搞？”得到“德国人听不懂中国话”的解释后，老人才原谅了德国人。但是阿克曼发现，在农村，孝道（不批斗自己的父母）等基本的道德观念还在，传统观念对意识形态有强大的抵制力。阿克曼认为这种传统是健康的，很好。
阿克曼也学会了跟中国人打交道的一般规则：给足对方面子、绕着弯儿地解决问题等。他知道在中国人脉有多重要（如果不是唯一重要的话），从此再也不正面回答“你最喜欢……”之类“危险的”问题，因为给出一个答案，就会得罪其他所有的备选答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无论老幼，大家都叫他“老阿”了。老阿见证了中国的飞速发展，也眼睁睁看着他记忆中的那个北京：二环内由胡同和四合院（大杂院）构成的老北京，和二三环之间满是5层红砖楼的1970年代北京，在八九十年代里以“城市建设”的名义被改变。1988年他还在圆明园附件的小庙四合院，一种被他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住宅建筑方式”，住过一段时间，美妙的感觉弥漫至今。他痛惜，从改革开放开始保护老北京，是完全可能的。但建设者的盲目开发、拆迁和扩建，让老北京彻底消失了。
老阿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北京的交通。他眼看着北京的交通设计从1980年代起，亦步亦趋地完全重复着欧洲1950年代的所有错误。这么大的城市不发展公共交通，却保护公车和私家车的道路利益，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工作上也有不如意的事，从1988年开设语言班，到1990年建立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歌德学院基本上只是一个语言教学单位。而老阿的理想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交流中心，介绍德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展现一个歌德、贝多芬和康德的德国。虽然能做的有限，他还是努力促成了德国哲学系列报告会、法斯宾德逝世10周年纪念影展、伊门多夫画展等一系列活动，并资助林兆华导演《浮士德》。
1994年老阿离职回欧洲。这一去，就是12年，一个轮回。辗转于莫斯科和罗马，为了适应新的工作，年过半百的他重新学习意大利语。期间，作为中国女婿的他也回过中国，正好成为2003年非典的见证人，度过了“非常奇怪”的12天，大街上空旷异常，人和人的关系、相处方式都变了。
持续的合作
2006年，因为建设歌德学院大中国区的需要，老阿再次被派往北京，中国的变化让他惊讶。一方面，是经济的奇迹腾飞和持续强劲，另一方面，金钱席卷一切的态势又让他担忧。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理想主义时代，上一次他离开中国时，钱也不是人们的核心话题，但这一次来，钱突然变得极其重要，而且几乎是唯一重要的。无论是跟官方还是私人机构打交道，歌德学院的任何问题，到头来都是“多少钱”的问题。老阿对此表示理解，但也从不讳言自己对于文化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隐忧。他认为中国目前有个不错的经济系统，也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政治系统，唯独在文化系统建设方面缺乏成就，这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旧的文化系统已经被破坏，新系统却没有建立起来，于是成就了举国的卡拉OK文化。文化的建设要找到正确的方向，比如建京剧频道？老阿说他很喜欢京剧，但凭这样博物化的文化，是没有力量支撑一个国家的文化大厦的。
以中国文学为例，一边是多数作品缺乏深刻的社会关怀，未能触及一些重大问题；另一边是逼着你去赚钱，在这方面完全放开，这也不是文学发展的正路。当然，今天的文学衰退寂寞都是必然的和正常的，毕竟1980年代的文学承担了很多不该承担的任务。1990年代的文学失去了这种魔力，现在倒是网络似乎替代了那个时代的文学，承担着很多正义和民意方面的社会责任。
当然，中国确实在开放，现在歌德学院可以比较自由地做一些活动了。他们促成了皮娜·鲍什携乌泊尔塔舞团和鲁克·帕瑟瓦尔携《哈姆雷特》话剧访华演出，启动了为中国的博物馆、剧院等文化领域培养新一代领导人的“文化管理在中国”项目，和在中国中学和职业学校推进德语教学的“学校：塑造未来的伙伴”项目，举办“初识德国”大型展览，“中德文化网”上线。
在促进两国书业交流合作方面也有一系列活动，包括资助德国图书的翻译并引进中国，并促成《从〈卡里伽利博士的小屋〉到〈大都会〉——德国无声电影艺术1895-1930》、《北京跑酷》等新理念中文图书的出版，目前正在浙江宁波举办的“德国最美的书”主题书展。从1929年开始，“德国最美图书大奖赛”就是德国国家级图书装帧设计的最高荣誉赛事。
尤其是成功举办了历时三年的友好交流项目“德中同行”，项目由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中国总理温家宝揭幕，席卷武汉、南京、重庆、沈阳等五座重要的内陆二线城市，最后在上海世博会完美收官。
至今，歌德学院大中国区在北京、香港、台北设有分院，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设有代表处，在中国各地建有7个歌德语言中心，5个德国信息和德语自学中心。常年活动不断。
如今的老阿很忙，只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才有空设想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他乐意在北京养老，最理想的状态是住在后海或东单、东四的四合院里。可是北京的房价太贵了，而且四合院需要不断维修，费时费力，他住不起。至于两个女儿，她们已经跟他走过了那么多国家，以后就让她们自己远走高飞吧。（本报记者 陈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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