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一个学术时代

    走出八宝山的告别室，放眼望去，天很蓝，无风，北京的冬天，显得辽远而高阔，可心情却相当压抑。真的是“哀乐中年”，近年常来此告别长辈乃至同辈，有时哀痛，有时怅惘，有时则近乎麻木。这回不一样，感觉上似乎超越了个体的生死，更像是在。这种直觉，王瑶先生（1914~1989）去世时，我也曾有过；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确实也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

    去年10月，樊骏先生（1930~2011）答应参加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本希望他代表老系友发言，征询朋友们意见，得悉其身体虽还可以，精神却大不如前，长篇讲话不太方便，因而作罢。庆典前一天的晚宴，在王信陪同下，樊骏早早就到了。那时客人还不多，我得以坐近前聊了一阵。没什么要紧事，不外表达晚辈请安之意。二十六年前初到京城时，我得到了樊骏等诸多先生的悉心指点，一直感激莫名。当时确实没想到，两个月后便天人相隔了。

    与王瑶先生披荆斩棘、创建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不同，樊骏的著述其实不多，其影响力之所以持续，主要靠立身谨严以及对于学术的执着。四年多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曾召开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讨论会，记得那天与会者发言很热烈，有赞赏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也有表扬其治学认真锱铢必较的，我则感慨其作为“学术警察”的意义。事后，《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刊发了程凯整理的《樊骏先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学术讨论会纪实》，其中提及：“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谈到民国时期曾有学者呼吁学术界应该有‘学术警察’，即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以推进学术的发展，而樊骏先生在现代文学界扮演的就是类似‘学术警察’的角色。但陈平原遗憾的是樊骏在学术上有‘洁癖’，具体反映就是他在自己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将大量写于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学科史、学科评论的文章剔除在外。而陈平原认为那些曾收入《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的早期文章其实更能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和问题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这里的“学术警察”，是借用原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的典故。1945年，杨联陞恭贺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出谋划策，其中有这么一条建议：“出版一个像《史学评论》一类的杂志，特别注重批评介绍（书籍文章都行。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类的‘汉学界的警察’）。”由于时局变化，胡、杨的学术设想未能真正落实。不过，日后杨联陞以大专家的身份，为《哈佛亚洲学报》和《清华学报》撰写了不少专业水平极高的书评，其立论之严谨，态度之冷静，思路之缜密，以及体现出来的学识之丰富，令人望而生畏。我在评论辑录此信的《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时，称：“我同意杨先生的思路，学界之有无称职而不专权的‘警察’，乃这个领域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小扣大鸣与莫逆于心——掬水集之十》，《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3月18日）在我看来，维护学问的神圣，推动学术的发展，靠什么？主要不是靠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也不是捕风捉影的大众传媒，而是学界及师友间的互为“诤友”——互相敬畏，互相监督，互相批评。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各种外在的以及内在的“学术警察”。

    告别式上，《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常务副主编王保生送我一册刚刚出刊的2011年第1期杂志，上面有钱理群的《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其中提及我“将樊骏称作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警察’”，“乍听起来有些费解，其实是道出了我们的共同感受”。钱文称：“公心不在，正气不彰，一切苟且马虎，这正是当下学术危机的一个重要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呼唤‘樊骏式样的学者’，也同样具有迫切性。”我与老钱的忧虑相同，但很不乐观，不仅没有“不信东风唤不回”的自信，而且认定樊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流行的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即便还有个别像樊骏那样律己极严、不苟言笑（更不要说吹牛）的纯正学者，是否能在中国学界生存、是否还能得到大家的敬仰，是个大问题。换句话说，眼下的中国学界，“樊骏式样的学者”不仅没有成为榜样，且只能迅速地边缘化——这才是我真正感到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