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这是一次黑暗里的写作

    在作家孙惠芬的心里，埋藏着一颗种子。这颗种子伴随她走过了漫长的黑暗之旅，终于在《秉德女人》中绽放开来。

    她形容这次写作是一次黑暗中的写作。“所谓黑暗，是说我必须穿越跨度很长的历史，所谓探险，是说在这黑暗里，我携带的惟一的光，是心灵，是贴近人物情感的心灵。”

    她说，写作中，王尔德的诗一直萦绕耳畔：“我们都在沟中／可是其中一些人／在仰望天上的星空。”正是这首诗，激励她在黑暗里探寻，一寸一寸照亮乡村大地和在大地上挣扎的人们。如果说过去的作品是写女人心灵瞬间的历史，那么在《秉德女人》中，她努力书写的是在漫长的时间历史中女人身体的历史。她很早就有一个想法：写一个对身体敏感的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因为只有对身体敏感的女人，她的情感维度才无限广阔，她的内心世界才无限丰富，她的命运深度才会在国家和政治变迁中无数次瑰丽绽放。

    孙惠芬笔下的“秉德女人”出生在1905年的辽南海边小镇，一个尚未出嫁的美丽姑娘在看到世界地图后，开始幻想与丹麦传教士的儿子一起去航海看世界。她为了逃避跟父亲去教堂躲起来，却意外地被匪胡子掳走。经历与数个男人的情感纠葛，与子女的集合与离散，她倔犟地生根，养育果实，家族终于变得枝叶繁茂，她却在沉重的支撑和负重中渐渐老去。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

    孙惠芬：1982年，我在《海燕》杂志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那是一篇日记。我没上过大学，苦闷时天天记日记 ，我最初的创作，其实只为倾诉，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到1990年前后，才有了创作上的自觉。我的创作与我从乡村进城紧密相关。最初写作是为了逃离，书写的是对乡村世界的叛逆；后来的写作，是为了守望，书写的是对乡村土地的怀念和怀想。一直不变的是，在作品里，我努力揭示人性的困惑和迷惑，努力探寻人性的深度和命运的深度。

    到2001年写《民工》和《歇马山庄的女人》，我才有了对城与乡的超然姿态。也就是说，十几年过去了，虽然笔下依然在书写城乡之间的矛盾和痛苦，但已经能够超越因个人奋斗而累加的复杂情感，能够更多地关注人物和当下现实的关系，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变革，以及社会变革带来的城乡之间纷繁而驳杂的深层关系。长篇小说《歇马山庄》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2004年，我完成了《上塘书》的写作，有评论说我是在写地方志，其实那是一本精神志，是上塘的精神志。把村庄当成人来写，让村庄带着故事，一点点长出来，是因为乡村在我心里装载得太久了，积累了太多的情感，土地、街道、房屋、草垛，在长时间的怀想中拥有了灵性，它们也就变成人物向我走来，也就有了一桩又一桩精神事件。这一时期的写作，祥和而平静，就像坐飞机穿越乌云，在乌云之上，乌云变成了风景。可长期的平静，又让我有脱离地面的紧张感，于是2005年以后，我又开始调动各种欲望，就有了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吉宽的马车》的写作。

    我写乡村，大地气息往往会扑面而来，写到城市，涉及城市灵魂的、本质的东西，就觉得虚弱，没有把握。

    最后，我又回到乡村，回到大地，回到内心。

    读书报：您很擅长写女人，这次写女人，和过去有何不同？

    孙惠芬：这次写作与过去的不同在于，过去，无论是《歇马山庄》还是《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所写的故事只发生在一年里或者一个季节里，而这次却写了一个人漫长的一生。秉德女人生长在一个18世纪就与外面世界通港的海边小镇，她的一生，经历了国家和政治的无常风雨，在跌宕起伏的命运中，时间的跨度差不多是一个世纪，我跟踪她由年龄变化、身体变化而带来的心理变迁，在这个变迁中，大环境下的乡村虽然相对安静，战争也仿佛只是发生在遥远的外面的事情，可因为辽南乡村特殊的相对开放的地理位置，秉德女人很早就有了家国观念，很早就在不自觉中寻找生存的方向感。一些年来的经历让我懂得，对生存方向感的寻找，不独属于知识分子，它属于城市乡村所有人群，属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人，这是一种存在感，它来自于生命的原动力。之所以要写敏感的女人，是因为只有敏感的女人才会忠诚于自己的身体，只有忠诚于自己身体的女人，她的心才是狂野的自由的，她由身体而抵达的精神世界才有可能更宏阔。这一点，是我过去小说里没有的。

    读书报：秉德女人虽然只是个乡村女子，可读小说时感觉你在讲一个宏大故事，也可叫宏大叙事，人物和大时代瓜葛紧密，这和你从前的作品不大一样，是有意而为的吗？

    孙惠芬：真就有读者说我在宏大叙事。我没有宏大的概念，写出这样一个故事跟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家族有关。我身后家族的背景里，就有基督教徒、匪胡子、国民党战犯、买卖人、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在我的家庭家族里，祖辈父辈一直都在追求和国家保持一致，他们野草一样生长在狭小的乡村世界，却一生都在企图和国家这根粗壮的血管相通，有朋友说这是中国人的政治归宿感，而我想表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就是前边说过的人的存在感。就像一棵树总要参向天空，一条河总要流向大海。

    读书报：为什么你对女人的心理和身体的把握，如此细致敏感？

    孙惠芬：这得追溯到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在一个上有奶奶、父母、哥嫂、下有侄子侄女的四世同堂大家庭里度过，我的奶奶从封建社会过来，有着严格的封建家长作风，说一不二。母亲温顺贤惠，从不敢大声说话。我有三个哥哥，我三岁时，大哥就娶了大嫂，之后每隔两年娶一个嫂子。在既有奶奶、母亲，又有三个嫂子的大家庭里，我的童年备受压抑。我害怕奶奶的脸色，奶奶爱我，对我并不严厉，但她对母亲严厉，她的脸色常常要影响母亲的脸色；我害怕三个嫂子的脸色，在嫂子们眼里，我也只是个孩子，她们并不管我，可她们的脸色常常也要影响母亲的脸色。而我，每当母亲脸色不好，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一不好了，就格外留心奶奶和嫂子们的脸色。我的目光，从没有离开院子以外的世界，父亲在外面干什么，哥哥们在外面干什么，父亲和哥哥之外更远的外面是什么样子，从不关心。我的心匍匐在一方狭小的空间，深入在母亲的心情里，跟随母亲，一会儿高山一会儿大海，没有一刻安宁。长此以往便培育了我的敏感和细致，也是因此我写不了麻木的女人。

    当然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是男人女人都能写，其实《民工》就是写男人的小说，《歇马山庄》也写了男人，只不过这部小说重头写女人。

    读书报：您为此做了怎样的准备？

    孙惠芬：阅读有关辽南历史和中国历史的书，到故乡老街采访，之后长时间地在黑暗中发呆，去寻找更适合表现一个女人多侧面历史的小说形式。我原来是想通过她七个儿女不同角度的回忆来布局谋篇，这样可把时间打碎，可突破以时间脉络讲述故事的传统路数，可是临动笔时突然觉得那样容易拆散人物的骨骼，七个声道的叙述也容易造成混乱，另外，有了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这个写法也不再新鲜。某一天，以传统的写法写出两千字，一个女人已经在我的意识中复活，在女人狭窄的世界狭小的疆土复活，并一点点波澜壮阔，我的写作便开始了。

    读书报：在写作上，您受到谁的影响更多一些？

    孙惠芬：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受萧红和沈从文的影响多。沈从文让我看到我身后的故乡是可以当成艺术来书写的，读到他的《湘西散记》，我才真正意识到我身后的那片土地是我创作的源泉。萧红的《呼兰河传》让我百读不厌，她写荒芜的土地上忧伤的情感，童年自由的心灵，让我从此知道好的小说家更像大地上的野草，落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在任何时空里都能自由思想。

    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女人，您认为完美的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孙惠芬：完美的女人，应该像地母般宽容，给男人以支撑。我觉得女人天然就该给男人以力量。秉德女人就是这样的女人。大事情来临时女人是有力量的。在我心里，再优秀的男人也有孩子的一面，再不优秀的女人也有母亲的一面。

    表面上看来，孙惠芬亲切随和，和她聊天，如沐春风。她却笑言自己“外圆内方”，想法不容易改变。体现在写作上，她从来不管发行量多大，也从没想改变自己，为市场迎合某些东西。她坚持为自己内心写作，固执而倔犟。

    她的笔下，传达给读者太多的温暖。然而在她看来，温暖不是一味地写善，她说阳光照到阴暗的地方才叫温暖。如果忽视了人性阴暗的一面，只给人好的东西看，温暖是虚伪的，善也是伪善。她认为，作家真正的温暖体现在对人性的悲悯，对人性恶的、不美好的东西的理解和同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