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之义与历史之谬

    不知为什么，每次看到巫鸿的新作，就会想到他和贝格利之间关于《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的那段公案。某种程度上，东西方对学术研究范式理解上的差异会导致南辕北辙的评判。《黄泉下的美术》（施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2月出版）似乎又展示了巫鸿的雄心，在他看来，将墓葬艺术品“分散为互不相干的玉器、青铜器、雕塑和绘画等门类”，当“墓葬被离析为以媒质为导向的分类和研究时，其整体性就消除了”。从本书的章节设置就可以看出（全书分三章：分别是空间性、物质性、时间性），整体地思考墓葬艺术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墓葬艺术品，是其主要目的。而从整体考察的墓葬艺术，在书中转化为对古人的宗教信仰的分析。只是单从墓葬形式的变化来推测，有时也许会溢出观念的限度。比如在“空间性”一章中，作者认为西汉初期从椁墓到室墓的变化，暗示了黄泉世界的新概念：地下世界不再与生人隔绝。不过，墓葬形式的变化，也许不见得能证明这点。

    实际上，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魂魄来到世间与生人交流的情况屡见不鲜，只是对魂魄的生活世界很少提及“鬼有所归，乃不为厉”的观念在汉代以前就有了，但是“归”至何处，在汉代以前古人确实不大在意。室墓横向修筑类似一座房子的形式，当然说明人们不再将死者世界看作孤立的，只是这种不再孤立也许跟地府观念的形成有关。当地府观念逐渐形成时，人们才可能会想到原来魂魄也是有自己的与生人判然不同的生活世界。但不管怎么说，从墓葬整体角度看待其艺术特质，为我们了解艺术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先生之风：二十七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背影》则是最近读到的另一部好书。这是一本悼念逝者的散文集，其中最喜欢的是悼念王瑶先生、袁永熙先生、周辅成先生的三篇。王瑶先生在论文答辩会上与学生因观点不同而对吵，争到面红耳赤，结果还是全票通过，他与这位学生的关系之后还是一直很好。想来学生敢在那样的场合与导师力争，平时必然有“先生之风”的熏染。如果不是读此书，我根本就没想到陈布雷那位共产党女婿就是后来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袁永熙，在其子的这篇回忆文章中，袁永熙似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和成就，只是一些琐碎的事件片段，这些片段拼贴出的事业的坎坷、家庭的破碎让人更觉在体制下人的渺小和无奈。周辅成先生与赵越胜数十年的师生情竟然始于1975年的青工哲学研修班，那种荒谬的感觉也是挥之不去的。

    我对纳粹德国历史的了解，始于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不过也终于此书。这部名作告诉我们的更侧重于政治史的变迁，至于希特勒究竟是如何赢得德国民众的支持，当时的印象只有他煽动的极端民族主义。读到《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德］格茨·阿利著，刘青文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才知道单靠纳粹党徒充满激情的演说是不够的，作者告诉我们，希特勒是以牺牲其他人的生存基础为代价来照顾普通的雅利安人的。通过国家设计的大规模的抢掠和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将这些财物用于改善民生，按照作者的看法，当时纳粹德国对平等和社会进步的关心达到了在德国至今也未有过的程度。比如对普通民众他们一直执行温和的税收政策，德国工人从战争爆发到战败从没交过一个子的直接战争税，而农民由于享受了太多的优惠政策，以至于财政部的官员都要抱怨这样太过分了。很多涉及底层民众的加税政策都被否决，连戈林也站在老百姓一边。与此相反，企业和高收入者则被苛以重税，且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在这种大规模的近乎谄媚的物质讨好之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普通德国人能接受纳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