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再遗憾的写作

    也许，这是郭文斌多年的一个心愿，为中国的农历做一个“传”。前几年，他断断续续写出了《大年》《点灯时分》《吉祥如意》《中秋》《端午》等作品，而且，作品中的人物也差不多，一对本分的守着自己几亩地的夫妻，大儿子分出去了，大闺女也嫁出去了，膝下还有俩儿女，大些的是个女孩儿，叫五月，小些的是个男孩儿，叫六月，都在刚记事的天真年纪。现在，这一对夫妻牵着这一双儿女，从那些短篇故事中走进了长篇《农历》，他们要用一年的时间为我们演示中国农村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给现代化中的人们讲述他们生命的节奏，生活的原则，感情的寄托，他们的价值和他们的根。

    作为文学，作为长篇小说，《农历》并不是一部有关历法的科普读物，或者说，郭文斌要表达的比单一的农历、传统世俗节日要多得多的文化释义与文化情感。他试图以农历为依傍、描绘出一个自满自足的生活环境与人伦关系，来演绎传统文化对生活的意义，塑造较为典型的传统文化人格，叙述个体在这个文化系统中的养成。

    我以为郭文斌的这次传统文化叙事颇费心事，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一是它的形制显然受到了中国古代“变文”文体的影响。变文原为佛教文学，就是将佛教经典用故事的形式进行通俗化的讲述。这种方式后来逐渐流行，其典型的结构就是将含有一定核心语义的母题、经典、人物、传说等等，在想象的基础上用叙事文学的方式演绎或创作出来。郭文斌对民间文学与佛教传统浸淫日久，当他在构思如何讲叙传统文化和民俗节日时自然地从中获取了灵感。当初，在一些短篇写作中还不太看得出来，现在变为长篇，其特点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书中的四个人物既是故事的主要人物，又是叙述人，特别是五月六月，更兼有结构性人物或线索人物的功能，有了这样的人物，再以日常生活作为背景，抽象的文化叙事就一变而为生动的文学叙事了。第二个就是跨文体的组合形成的复调，《农历》的文本是复合式的，以农历时节为线索的叙述是一个文本，它具有不可逆的线性特征，以保证农历节气的完整性。典籍、传说、戏文是非连续性的，它镶嵌在上述两层叙事中，形式灵活，可以是植入性的原始文本，也可以是转述，可以是完整的，也可以是片断的，它们代表了传统文化的权威，使农历的时间形式获得内容，使故事的日常性获得升华。这三重文本的呈现方式不同，叙述形态不同，语体风格不同，语义层面也不一致，从而制造了作品的复调，形成了另一种深层次的对话关系。

    郭文斌这次写作的意义在哪里？有关传统文化的式微的判断已成定论，有关保护传统民俗节日的呼声也与日俱增，甚至进入了“申遗”的范围，但《农历》并没有多少的悲怆，更没有多少声嘶力竭的呼告，相反，它写得很安静，很平和。确实如此，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建立在农耕文明上的传统民俗节日的瓦解也许是必然的，而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可能也要退出主流，《农历》讲述的是一个看不出明显的时代印记的乡村一年的生活故事，而在现实中，乡村早已破败，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早已解体，不管是农历的规定性时序结构，还是代与代之间的文化传承也早已断裂。我们虽然有足够多的理由来阐述传统文化在乡村重建中的作用，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申说乡土文化的地位，但在狂澜既倒之时转换一种方式也许是冷静而现实的，比如完整的呈现与原味的讲述，它使正在逝去的事物能本真地存现在话语中。郭文斌在《冬至》这一章有一情节，父亲说先人们常用“春泉垂春柳春染春美，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的对联推测这一年的雨水的多寡和收成的丰欠，当六月追问如何推测时，父亲说他记不太清了，六月顿觉遗憾：“爹当时应该把它记在本子上才对。我可一定要记牢，到时传给我的儿子，再让我的儿子传给我的孙子，再让我的孙子传给我的重孙，子子孙孙，孙孙子子……我可不愿意让他们遗憾。”

    也许，这就是郭文斌的心事。他要写出过去的故事，一幅完整的风俗画，而且要写得美丽，吉祥，为的是让未来不再遗憾，有一份美好的怀想。

    《农历》，郭文斌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