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受廿五史不以一朝一代之是非为是非的“国史”传统影响太深,跟不上1919年后兴起并在1928年后强化的以一党一派之是非为是非的国史写作路数,居然重申为胡适文学革命史所割断的北大与北京政府的文学革命同盟关系。不久,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以群体的叙述再次确认胡适建构的文学革命的谱系,而黎锦熙的申述遂成为真实的文学革命史的最后声音并且迅即被淹没了。(详见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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