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剑，何以感动我们？

    他不在现场，但他是这个活动的主角。

    1月9日，蔡定剑遗著《论道宪法》出版座谈会在北京皇家大饭店举行。而由于他的“缺席”，现场的气氛显得颇为凝重。

    2010年11月22日，蔡定剑因胃癌晚期逝世于北京，年仅55岁。他去世后，学界、媒体以及许多普通人以各种方式纪念他。这个作者缺席的新书座谈会，没有多少学术上的讨论，而是对蔡定剑的又一次纪念。

    11月26日，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厅前悬挂着挽联：“剑胆琴心，哲人其萎，唯留雄文垂千古；定宪论政，壮怀未酬，幸有遗志启万千。”参加告别仪式的千余人中，很大一部分是与蔡定剑并没有多少交往的普通人，有的是他的工作的受益者，有的只是他的仰慕者。媒体上的纪念更是如潮涌来。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在报纸、杂志、网络上读到了无数缅怀他的文章。他2010年初出版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成为人们热读的一本书，并入选《新京报》、新浪网评选的年度最佳图书，他还是“第11届深圳读书月”的“年度致敬作者”。在央视举办的2010年“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中，蔡定剑不是推选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但网民热情为他投票，竟使他的票数很快跃居首位。

    “每年都有不少学者离开我们，英年早逝者也不少，但像他一样身后极尽哀荣的，非常罕见，”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在座谈会上说。

    刘苏里说，他与蔡定剑并没有直接的交往，“虽然我卖他的书有很多年，也知道他常来万圣书园买书，但却无缘结识他，甚至是在他去世之后，我才得知，他太太原来是我同班同学。”据万圣书园的销售数据，蔡定剑的书一直卖得并不好，只是在他去世之后，《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等书才突然热销起来。“我的感觉，他的书并不好读，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很善于修辞的作者。从学问上来说，他不是国内最好的法学家，也很难说是国内最好的宪法学家，甚至，他都不是一个在公众中很高知名度的知识分子。”然而，蔡定剑的死却引发了那么大的社会效应，何以至此？刘苏里认为，这已构成了一个“蔡定剑现象”， 其原因是值得思考的。

    参加座谈会的法学家梁治平也认为，蔡定剑的法学著述很重要，但这种重要性并不在于他提出了多么高深的理论，或者在某些理论问题上做了很深入的探讨，也不是在学术研究上树立了一种典范，或者开创了一种范式。他身后获得如此尊崇，也许是出乎一些人意料的。

    梁治平认为，蔡定剑的很多著述都是在讲述常识。“常识何以成为贡献，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离常识很远，每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日常生活常常是很荒谬的。他把常识讲出来要有勇气、知识和智慧。就像巴金晚年发表《真话集》，说的也是常识，但却获得了那么大的共鸣。”

    刘苏里认为，蔡定剑不是那种书斋里、学院派的学者，他的文章常常发表在大众媒体上，而且经常是有论战性、针对性的。“20多年来，从官员到学者，他关注主要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中国的法治进程，就是正义的实现。当他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获得民众的尊崇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蔡定剑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同时也是一个实践主义者，为了理想的实现，他不仅仅在言说，也在行动。

    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他身为局级官员支持违宪审查立法建议虽然未能成功，但也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作出了贡献。近10年来，他坚持不懈地为反对就业歧视而努力，使包括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内的很多人从中受益。直到他去世前不到一个月，“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他还以病重之身主持研讨会，与会者不能忘记的是，当时蔡定剑“仿佛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简短的开场白后，身子就歪在椅子上，会议期间三次返回房间休息。2010年11月19日，他去世前3天，他对前去看望的《财经》记者说：“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是的，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但上天已经不给他时间了。

    一个常识缺乏的时代，需要常识的宣讲者。一个理想主义退潮的年代，需要理想的坚持者。一个弱势群体常常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时代，需要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者。然而，上天把他带走了。对于民众，这是怎样的伤痛！

    他的受到尊崇，也是因为他人格的魅力。座谈会上，他的博士生李松峰回忆说：“一般开学术会议，老师都会让学生帮忙做接待等杂物，而蔡老师却从来不这样，他会让自己专门雇的助手来做这些，他说：‘你们是我的学生，不是给我打工的。’去年9月底，蔡老师要给我们上课，我作为学生，问他周四上课是否可以，他想了一下说，周四不合适，后来我们商定周三上课，让我通知同学。但很快他又打来电话说，为他个人改变上课时间，打乱了学生的时间安排，不太妥当，还是按原来的时间上课吧。后来我才知道，周四是蔡老师到医院治疗的时间。”

    2008年底，记者曾听过蔡定剑的一次讲座：“中国法治三十年”。那时，他还没有发现患病，看上去风度翩翩。他的讲座极为精彩，而最突出的印象是他独特的气质，你会发现：他是理想主义的，但却是踩在实地上的；他是坚定的，但却是温和的。当时，我和他约了一个采访，后来发表在自己编的版面上。后来就再无缘见到他。

    2010年初，记者第一时间买了他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但却迟迟没读，也没有组织相关的书评文章。他去世后，上网搜索才发现，2010年他居然出了4本书，除了《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外，还有《宪政讲堂》、《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及海外经验》、《法制现代化与宪政》。他的学生黄建军说：“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蔡老师参与了十本专业书的编写，以前蔡老师出书没这么快的，他是在和死神赛跑，把原本要若干年完成的事，在有生之年完成。”也许，与死神赛跑，他是失败者，但其实在死神面前，谁都会成为失败者，无一例外。而蔡定剑先生的音容，却永远留在了喜欢他的读者心中。

    在这个严寒的冬天，我们还可以读他的遗著《论道宪法》，这是他的读者感觉到温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