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远远没有说出我的看法

    要评今年的订货会大忙人，陈丹青应该排名靠前，广西师大出版社使劲儿地用他，从7号的“这就是民国”名家座谈，到9号在首都图书馆的演讲，陈丹青马不停蹄地谈笑风生。他的忙，源于两本新作：《陈丹青“归国十年”油画素描：2000－2010》和《笑谈大先生》。

    去年底，陈丹青在中国油画院举办回国后的首次大型个展，展品大部分收在《陈丹青“归国十年”油画素描：2000－2010》里，书后还有他论写生与临摹的两篇长文《回到写生》和《面对原典》，或许是近年来有关油画最重要的文献。面对今日中国写实油画的困境，陈丹青开出的药方是“回到写生”。《面对原典》则试图打捞三代中国油画家临摹西方原典的史实与含义，从临摹这个暧昧的行为中，解读油画这种全然属于西方的艺术形式，在移植到不断追求西化与现代的中国时，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歧异。

    在“油画陈丹青”归来的同时，“公共言说者”“文化批评者”陈丹青也没闲着。《笑谈大先生》收录了他关于鲁迅的七次演讲，时间跨度从2005年到2010年，并附一篇2000年的旧作《鲁迅的墓园》。陈丹青对认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而这个好看和好玩，离不开民国大背景。

    在“十年写作”的讲演中，陈丹青谈到自己写作的两个特点，一是几乎没有一篇是他自己要写的，都是别人给的话题；第二是他怎么会持续写到现在？“就因为被告知我有读者，我的书也算是畅销的，但我不会很高兴，我不是很相信别人真的在读你的书。我会疑问究竟为什么会卖这么多？”他这些年持续出书，不跟老师木心讲，也不敢给他看。

    当年《退步集》出版引起反响，在陈丹青看来，“之所以有社会影响，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在骂教育体制，我是一个反社会的人。我不会发昏到以为我真的这么有魅力。”不是因为所谓知识、思想、写作，“仅仅因为我替这些年轻人说话，但是这些说话是一点用都没有的。”至于写作经验，他“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叫起承转合，只知道文章会带你走”。但陈丹青说自己“远远没有说出我的看法”，因为不敢讲，稍微一讲就会被围剿，“我跟韩寒谈到茅盾巴金的书不好看，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我很愿意有一个场合，在一个可能不被围剿的情况下，说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们的东西。还不止这几个，是一大片”。他表示不信任这61年来的所有文字和读物，也不很信任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文本，这只是凭非常简单的读书人的感觉去面对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文字。

    在陈丹青看来，这是一个不再认真的时代，不是大家不想认真，而是一切的一切让你无法认真，无法安静下来，“我们活在越来越不被允许说话，同时也不允许倾听的时代，这样的情况在大学、在所谓知识界、出版界造成的后果，是说话和倾听的能力会慢慢退化或被异化。”

    现场有不少读者提问，其中比较戏剧的一幕是，一老者问陈丹青：“如果大家需要你站出来做教育部长的话，您肯不肯放弃您的画家或写作，来把中国教育体制扭转一下？”陈丹青的回答是：“您想得天真了一点，以为一位部长可以改变问题，可以像过去寄希望于清官明君那样，以为一上台就可以改变。”

    也有读者问如何评价姜文的《让子弹飞》，陈丹青还是“不敢讲”，或者说不方便讲，因为“比较怕同行，我喜欢听别人批评我，但是怕批评别人，我蛮怕伤到别人”。

    在代际比较时，陈丹青认为“青春状态我们比80后、90后好，但是他们的人性状态远远超过50后、60后。总体来说我非常肯定他们。”在被问到是否相信我们的未来真的像2012一样毁灭掉？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又是怎样的？陈丹青的回答是“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是在殡仪馆”，“我没有理想国，我的终点是殡仪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