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制度，还是正义的生活？

    如果对近年来国内出现的热点词汇做一个排行榜，正义、公平、社会公正这类词一定榜上有名。改革开放推进至今，价值分配上的矛盾日益凸显，社会上对公平正义的呼声甚至盖过了“德”、“赛”两先生。在形形色色的争论背后，究竟何谓正义、现代政治需要什么样的正义、如何促进正义的实施，不仅是我们在政治实践中绕不开的任务，也是政治哲学历来的核心论题之一。

    作为当代正义理论的集大成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自《正义论》发表以来，关于罗尔斯理论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在这些或批判、或拓展、或论述专题的繁多著作中，由罗尔斯的学生涛慕斯·博格（Thomas Pogge）所著的这本《罗尔斯：生平与正义理论》看上去平淡无奇，作者也没有表现出像诺齐克（Robert Nozick）、桑德尔（Michael Sandel）一样的野心，但或许这本书是我们理解罗尔斯理论最好的“指南”之一。

    这部“指南”最大的特点是其论述结构。众所周知，罗尔斯的思想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经历了重要转变，不过博格的写作并没有依照这一时间顺序，而是试图“帮助读者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在介绍完罗尔斯的生平和学术生涯之后，作者首先将关注投向罗尔斯理论的“基本结构”：由“一个正义的公共标准”、“一个有关该标准的共同认可的道德证成”以及由该标准和应用方针所设计出的政治“基本结构”。这个包含三重目标的理论体系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领域的道德评价，而不涉及个人伦理；同时它被限定在政治领域，为涵盖了道德、宗教等其他领域的不同价值观形成共识提供一个公正的规则平台——显然，这一解释基于《正义论》，同时涵盖了《政治自由主义》等著中正义理论从道德领域向政治领域的“退让”。

    接下来，作者按此结构开始逐层揭掉这一宏大理论的层层面纱。首先是决定着我们选择哪种正义理念的“判定标准”；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必须被一视同仁。同时他强调，重点考察的是人的基本利益：按正义感行文的能力和追求好生活的能力，因为它们是人获得其他利益的前提。标准确立之后，才有了那个著名的推演过程：在无知之幕下、对自己未来互不知晓的人们，订立了“作为公平的正义”这一基本规则。在此之下，罗尔斯衍生出两个正义原则：首要的是，所有成员的基本自由应得到保障；其次，机会对所有人平等，而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必须选择最有利于最弱者的方案。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对罗尔斯“同情之理解”。作者博格开篇即宣称，对罗尔斯理论进行批判固然重要，但“头等任务是达到对该理论清晰的理解”。作者帮助我们厘清了某些“重难点”，也排除了一些无谓的批评。例如，罗尔斯为原初状态的人们列出的“基本益品”仅限于社会方面，而不包括相貌、智力等自然禀赋（残疾除外），因为自然天赋的分配属于“宇宙的正义”，不应该由社会制度来负责。因而，一些批评罗尔斯的理论“要让美女变丑”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罗尔斯在道德相对论和实在论之间的尝试举步维艰，他通过“无知之幕”几乎抹平了一切特殊性，才得以完成普遍性证明。我们自然可以批评他对复杂因素的化约、“原初状态”对个人努力可能存在的负向推动，“正义优先”对共同善的忽视等等，但罗尔斯开创的研究路径仍不失为一次伟大的尝试。如何沟通超验预设与经验论证？如何为各种价值观搭建一个共同平台？作者在篇末写道：“罗尔斯没有给予我们所有的答案，但是，他留给了我们一个鲜活的理论框架，我们在此框架内能够开展辩论并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博格在书中指出，罗尔斯的理论构建有一个隐含的语境，那就是这些选择、订约和维系的行为只有在成熟的民主社会才得以进行，罗尔斯的论述对象“几乎就是美国”。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或许有两种可能的读法：打破砂锅问到底，拷问其终极依据，追寻一种正义的生活；或者现实一些，先汲取其结果论意义上的智慧，搭建一个正义的平台。美国的社群主义者采取了前一种读法，他们自可以说，罗尔斯主张的自由权利会与“共同善”形成此消彼长之势。但在一个传统几近断裂、公权力依然膨胀的后全能主义社会，自由的对立面往往不是“共同善”，而是权力；在缺乏正义共识的情况下，价值观之争往往会被意识形态化、或是被粗暴干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第二种读法予以同样的重视（哪怕它在哲学上是个“未尽的任务”）：没有一个由正义制度维系的公共平台，我们何以保证铺天盖地而来的都是值得审视的价值观，而非暴力、欲望与谎言？正义优先于其他诸种价值吗？罗尔斯启示我们，至少在时序上，至少在一个制度构建中的社会，正义的机制是各种价值观理性并存的前提条件。因而，首要的问题是为生活建立一个正义的制度，这也许不能为我们提供最终答案，但却是通往答案的关键一步。

    《罗尔斯：生平与正义理论》，[美]涛慕斯·博格著，顾肃、刘雪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