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

    田浩先生只长我一年，但却是我老师辈的人物。我是我们国家打开国门以后恢复和建立研究生制度后的第一代研究生，那是1979年。两年以后，在一次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见到了田浩。当时学术界刚刚打开封闭的大门，有机会见到一位来自美国的正儿八经的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教授（这时的田浩已经是一位在宋史研究上很具影响力的学者），对我们这些刚入学术大门的研究生来说不啻一件难得的开拓学术视野的良机。我的一位同门学长，后来就是通过他去了美国，做了他学生，尽管我的这位同学后来成了一个电脑营销商。

    当时的田浩先生还很年轻，但长相有点老成，这老成好像更增加了他的学术的权威性。我们是怀着崇拜的心情听他演讲的。他的普通话还说不上很流畅，但基本能做到达意。他的演讲和论文确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特别令我兴奋的是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研究方法和对中国历史所观照的别样的视野，相形之下，对他研究的结论却并不在意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田浩，那时他好像还没有把研究的重心投向朱子和朱子学。但是，他对朱子的研究却有一种先知先觉的本能。我很早就注意到他关于朱子学的研究情况，早在朱子学成为一项国际显学之前，他的研究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我想，这与他把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分不开。他一定是意识到，朱子的存在，是研究宋代政治、思想、学术、文化永远绕不开的坐标。

    田浩的朱子学研究，始终是与中国国内朱子学学术研究的走向相伴而行的。他与中国的学者保持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对国内朱子学研究的动态非常熟悉。所以，他的研究能汲取国内学者最新的成果，并能精到地指出国内研究的问题之所在，从而把自己的研究融入国内的争鸣与创新之中。难能可贵的是，田浩对国内外朱子学研究的学者的关注，他尤其注意一批批学术新人的出现。每次见面，我们总会有一个话题：他告诉我，他认为值得向我推荐的一些美洲和欧洲的朱子学研究的博士或年轻的学者们。因为他，我认识了一批海外学者，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见识了很多。更令我敬佩的是，他对国内年轻学者（包括博士生、硕士生）的关注，他会对我说某某的博士论文很有价值，建议我予以出版。比如，他就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推荐岳麓书院的殷慧博士，他认为殷的博士论文对朱子礼学的研究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无论从西方人的眼光看还是从东方人的眼光看，田浩都应该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他的身份、他的工作以及他的工作对象，都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可是田浩却从不忽略学术与社会的关联，从不轻视民众对学术的影响与互动。他把这视作历史对现实的投射和现实社会对历史经验的注脚。

    因为我的原因，田浩较早就参与了世界朱氏联合会的活动。起先，我以为，作为一个纯粹的学人，他也许并不屑于参与此类民间、民俗的活动（事实上，国内很多学者对此类活动或组织很不以为然），但事实是他却以很大的热情和好奇心投入到世界朱氏联合会的各种活动中来。在一次武夷山群众性的纪念朱子的活动结束后，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他研究中国历史发现了一条规律：“大凡一种文化思潮的形成和兴起，总是先从民间开始的。你们朱氏联合会在民间所从事的朱子学的普及推动而产生的影响力之成功，证明了我的观点”。我听了他的话，大吃一惊。我原先总以为，作为一个老外，他恐怕是抱着一种猎奇的眼光看待中国最底层的民间文化的，没想到，他依然是用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现实社会，并用今天的中国去理解和解释历史的中国。从那以后，我就主动地把世界朱氏联合会的活动通报给他，并邀请他参加我们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的活动。每次，他都是非常积极地响应，只要有时间，他总会参加我们的活动。但是，使我没有想到的是，世界朱氏联合会最终成了他的研究目标。2009年，他以世界朱氏联合会作为研究课题，向美国的富布赖特基金会提出研究经费的申请。他在申请前曾对我提起过此事，我觉得一个美国的学术研究基金会要支持一项中国民间社团的研究，几无可能。可是田浩成功地拿到了研究基金。2010年元旦，他来到了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开始了为时一年的研究工作。于是，我们见到了一系列的独特而又富于启发性的研究论文的发表。他的研究是中国学者所闻所未闻的，甚至是根本不屑一顾的。但他的论文却在中国学界和文化思想界引起了震动。2010年10月，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纪念朱子诞辰8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的研究受到陈来教授的高度评价。

    屈指算来，我与田浩已有了二十几年的交情，可是说起我们的交情还真有点“意思”。

    在国际学术界，田浩的朱子学研究是有点“异类”的，他对朱子始终保持着一种批判的张力。这种张力凸显了他的学术的独立人格和和独立思考精神。奇怪的是，他与我这个人所共知的朱子后裔，并视朱子为家族之傲、民族之荣的人成了好朋友。他的女儿田梅小姐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人，她曾经对她的父亲说：“朱教授对你这么好，一定没有读过你的书”。我想，这恐怕也是一段时期以来留在田浩心中的一个谜——一个那么顽执地维护其先祖的学术与人格的人，如何能容忍对他的祖宗的批评？当他借着女儿的口把这个疑惑抛给我的时候，我笑了。我告诉他：“我怎么可能没有读过你的书呢，我不但读，而且读得很仔细，你的研究我非常关注，一直在追踪。但是，我认为，学术就是学术，学术就应该有批评，没有批评的学术是走不远的。另外，在我的心目中，朱子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应该容忍各种不同的声音，包括批评。朱子的学说就是在争论与批评中成熟、壮大的。今天，它依然需要批评。我如果没有这样的雅量，就不配做朱子的裔孙”。

    当时，田浩是睁大了眼睛听我讲完这段话的。我想，他应该会有所触动——中国的学者，从古至今都不会是胸襟狭隘的，不然，中国不会有如此灿烂的文明。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纯净和牢固了，大家在内心中都怀着一种对对方的敬意和同情。

    当然，我也有自己的学术立场，所以该争论的时候，我也不会“客气”。一次在武夷山组织的学术讨论会上，我就对他关于朱子与陈亮的关系与学术争论问题发表了我的不同意见。我想这也许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吧。

    几年前，我就向田浩约稿，我希望他把朱子学研究的新作交由我领导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但，他迟迟不予响应。后来，他才告诉我，他的文章多有对朱子的“不敬”，深怕我拿到一个烫手的山芋而进退失据。我告诉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朱子学研究著作的出版重镇，其影响已远播海外。但是，我不想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变成朱子学研究的“一言堂”，我希望我们的出版物中有不同的声音，批评和争论性的著作应该有一席之地。由于我的特殊身份，不同意见论著的作者一般不会把此类著作交我出版，而这有可能使我们错过一些非常优秀的学术成果。如果我能够出版你的著作，那无疑是向国际学术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一个有气度、有包容的出版机构，而不是某一个人、某一家的私店。

    遗憾的是，田浩交给我的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一本论文集。我对他说，我退休在即，非常希望在离开社长位置前出版他的著作。他说时间不允许他再写一本关于朱子学的专著出来（此前，他的《朱子的思维世界》是交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之所以不交给我，恐怕就是怕我为难）。我说，那就把你的论文汇总成一本论文集。也许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这次他没有拒绝。于是，就有这本书的出版。

    书要付印了，田浩坚持要写一篇序。我太忙，真是抽不出时间来写。但是，他的真诚也同样打动了我，于是我下决心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下了以上的感想，权充为老朋友的大著所作的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