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商人？潘凯雄的双面之惑

    采访手记

    认识潘凯雄有不少年头，采访也经历无数，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感觉走近他的内心世界。

    这种感觉始自《“双面人”手记》（复旦大学出版社）。原以为这只是出版人的普通札记，却不料这寻常中见他对于出版界的思考与忧虑，不仅仅是“留此存照”，更可窥见中国出版业十年间发展变革的轨迹。什么是责任与使命？什么是真正优秀的出版人？今天的国有出版如何面对民营书业以及外资的竞争与挑战？他直面并试图寻找答案，其中有困惑，有不解，但不妨碍他积极地探索。

    过去的潘凯雄给我什么印象呢？对文学作品的见解往往一语中的，对出版现象的分析总是掷地有声。而在《“双面人”手记》中，那些直白坦诚、带有读书人体温的书评，显出灵动与鲜活；那些对于业内现状的思考及应对策略，又分明建立在对于出版深入且清醒的了解与判断之上。

    表面看来，潘凯雄似乎没有雄心壮志，亦缺乏豪言壮语。采访中，他总是反复说：“我做的都是出版应该做的日常事，老老实实抓稿子。”

    但是仔细想来，他所谓的“日常事”，恰恰被浮躁的出版界忽略。扎扎实实地做好出版本质工作，何尝不是当下出版界的幸事？

    一晃，潘凯雄进入出版这个行当，已有十年。

    从1999年由《经济日报》副刊部调任经济日报出版社的总编辑兼副社长，潘凯雄误打误撞入了出版行业。

    2003年初，潘凯雄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他觉得命运像是和自己开玩笑，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先选择的轨道。

    早在1983年，潘凯雄大学毕业前就内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然而临近毕业前，又被中国首位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潘旭澜和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徐俊西找去谈话，必须去《文艺报》工作。但是缘分并未中断，1992年，他和朋友合著的《文学批评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他成为这家代表中国文学出版最高水平的出版社的社长。

    这十年，他时常在从业与个人写作的矛盾中煎熬，以至于现在看到昔日的一些同行和后出道者的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内心总是无比神往钦佩。

    文人潘凯雄——

    “出版人首先是文化人”

    “在其位谋其政，老老实实做事。本质意义上的出版，是非常实在的事情。”潘凯雄对“出版人”内涵的理解是：“出版人就是文化人、职业文化人、文化商人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文化人’更是‘出版人’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而文化人先必须是读书人”。

    平时，他往往陷于各类繁琐的事务中，所有稿件的处理只能集中在晚上或节假日。他保持每天“三行字”的习惯，记录自己早、中、晚都干什么。而对于重点稿件，则一定过目。“我特别不理解，做出版的可以不看稿子。”潘凯雄说，有时候当他说到自己会亲自终审时，会遇到诧异的目光。“我对诧异的目光更感到诧异。”他追求的是内心的安宁。至少自己终审过的稿件，可以在盖棺论定的时候，没有对不住读者。

    自始至终，潘凯雄的内心有种纠结，即个人写作和个人思考永远没办法完全付诸于文字，他几乎没有时间整理消化。

    “如果不做出版，我还想到大学教教书，教出版或文学都可以。”迄今潘凯雄仍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觉得和学生的交流很实在。

    十年来，经他的手出版的作品，不计其数，而他本人，除却前几年为自己之“逼”在《文汇报》写过专栏，动笔的时间越来越少。

    2008年，潘凯雄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虽然一再告诫自己“在其位谋其政”，但是仍然抵挡不住的“眼馋”，也许正是这种心态驱使，促成了《“双面人”手记》的诞生。以《“双面人”手记》命名，既是与该书所涉及的出版与读书两部分内容相吻合，也是希望借助这些手记，使大家来关注出版本质的东西，加速改革的进程。

    收入这集子中的文章，都是他近十年来工作之余写下的文字。文字中有他作为出版人对行业的观察和思考，也有他作为评论家对于作品的领悟与不失尖锐的批评。他以出版社人与评论者的双重身份指出：目前业内对出版规律的研究其实与实务脱节，研究者缺少实践经验，实践者缺少对典型案例的归纳与总结，缺少类似MBA教学的那种对鲜活案例的解析。

    商人潘凯雄的出版之惑——

    “一定有很多是垃圾是废纸”

    作为国内具有第一品牌的文学出版社，在今天的市场竞争中有何压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优势是否日益缩减？

    作为彻底面向市场的出版社，潘凯雄很希望有机会能静下心来观察并分析一些发达国家的出版曲线，是否像当下我国出版界这样，还处于低级的竞争状态。

    比如说，对整个行业一些现象的解读太表面。“九五”期间，全国的出版物总量为十四万种左右，2009年达到30万种，过了十年，出版品种增长了一倍多，但是总规模、总产值基本没有增长。有人怪罪于出版多样化，有人拿数字出版来做挡箭牌。“有谁问过真是这样么？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过去一本书创造的效益，现在至少得两本书创造。用多样化来解释这种表象似乎说得过去，但真的经得起推敲？同质化的产品有多少？一部《红楼梦》有多少版本？一部《红与黑》有多少译本？有多少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又有多少是拼凑的。谁去真正解释30万个品种的内在品相？——一定有很多是垃圾是废纸。”

    在潘凯雄看来，出版体制的严重不顺，相应出版规则的或缺失或形同虚设，是问题既多且屡见不鲜的症结所在。

    举国的经济建设都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大环境下，出版业是否也应该建立起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我说的是一整套而非零星半点、零打碎敲。这边是计划的，那边是市场的，如此的不协调配套，不相互制约、相互抵触才怪。”潘凯雄说，其他行业的市场经济改革如火如荼在拓展，出版业的改革已经滞后。有些出版社盲目上规模，形成虚假的样板。现在很多秩序不建立或没理顺，实际上相当于慢性自杀。我们应该认真梳理一下，在出版业的运行机制中，哪些需要行政职能部门的强力监管，哪些需要行业规则的共同自律？哪些规则需要废除，哪些规则亟须制订？好多事情是个人力量解决不了的。

    “老字号”没有豁免权——

    人文社现在“拿稿”也有点难

    潘凯雄说，判断好书的标准，和以往相比已有很大变化。过去是单一的文学标准，现在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已越来越个性化、分众化和多样化。

    没有市场化之前，推出一部好小说没问题。但是时代发生了变化，好小说也要“打扮”和“包装”，只有这样，更多读者才能接受它。

    一本书洛阳纸贵的现象越来越少，出版社要满足读者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必须建立多样的文学视角，“我们文学社惟一的办法就是守信——在基本底线的前提下将书做得尽可能‘文学’一些。”潘凯雄说，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容不得你还遵循旧有的标准和判断。

    与此同时，作家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在很多作家眼里，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部作品会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现在，经济利益的标准逐渐占据上风。很少有人不考虑报酬，只认品牌。即使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老字号”，在今天，对新书的争夺也日趋艰难。“该争也要争，但绝不盲目打价格战。”潘凯雄说，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以市场论证的结果为依据，判断出版标准。虽然在同等报酬的情况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仍具有优势，但面临很多非理性的竞争依然感到无可奈何。

    出版的价值——

    “好的出版物绝不完全以经济效益来衡量”

    临近年底，各类媒体都相继推出一些盘点。看过这些盘点之后，潘凯雄不时感觉到失落和遗憾。“这些多在谈一些外围的手段，基本上不谈某本书的思想价值，那些外围的东西其实都不是出版的本质。”好的出版物绝不完全以经济效益来衡量，它应该提供新的思想和价值，应该是对人类的文明有贡献。但是很多的盘点没有以此为判断标准。“现在一味讲产业化，讲规模，但什么叫出版强国？”潘凯雄认为，从经济规模上来说，出版产业目前为650个亿，努力到一千个亿又能怎样？也仍然比不上中石化、中石油一类企业。但是一本优秀图书所传播的文明和思想，又是多少个中石化、中石油所能企及？所谓“强”，绝不在有形的数据，而在富有穿透力的思想与价值。

    这几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面上热闹的东西越来越少，但是各项指标还是以8%至10%的态势逐年往上增长。潘凯雄把这些成绩归结于他们的出版宗旨：挺拔主业。“花里胡哨的东西很少做，最终落实到产品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常销书在出版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别的出版社不具备的优势，这一点必须加以巩固发展。但新书的确有所下滑，其 祸根在于图书品种的盲目扩张和结算体制的严重滞后。”潘凯雄说。

    他有两件最烦心的事情：最头疼的是印数，最郁闷的是去库房。“印多少？少了不够发行，盗版会乘虚而入；多了又担心库存。”他的苦恼不在于库存本身，而是毫无道理可言的退货。即使像“哈利·波特”这样的全球顶级畅销书，照样一边退货一边叫添货；比如刚上市的新书，露脸一两个月就退；比如发过去的货包不开脸不露就整包地退……他认为，改革书业交易规则的不合理，实在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