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州县审判的中国式解读

    中国传统的地方审判，尤其是清代地方审判是否“依法而断”，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有日本学者（如滋贺秀三等人）认为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司法，并不严格地“依法审判”，而是综合司法、教化、治理的一种“教喻式调解”，司法官本身就是“全权父母官”，审判的目的就是要息事宁人，维持所辖地方的安宁。而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美国历史学者则依据四川、台湾以及宝坻等地的清代档案资料，得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结论：清代司法有超过90%的比例都是严格依照当时的律例来进行的，当然，清代地方也有调解，但调解解决只是在法庭以外的社区和亲族中展开，只要是进入法庭（官衙），基本上都是“法官听讼断案，依法办事”。两派观点截然相反，以致长期聚讼不休。国内不少学者也加入到这一讨论当中，但直到本书之前，似乎很少有圆满的解说。

    本书的作者通过搜集整理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并结合当前流行的文化史研究方法，指出这一争论存在的背后是“理论预设”的差异，“即先有以西方或现代的理论形成的前见预设，再组织材料并据以得到所希望的结论”。历史研究，不能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去分析，而“以先入为主的理论预设思考历史问题，容易遮蔽历史的真相，影响叙述方式的合理乃至史料运用的准确”，所以，在整体上也给人一种“倒放电影”的感觉，历史研究变成根据预设理论进行的“衣物”剪裁，结论难免会出现问题。比如日本学者的理论背景主要是马克斯·韦伯对于司法类型划分的理论，强调中国司法与西欧司法类型的不同，认为古代中国的司法属于“卡迪式”审判，这种审判“以司法官员的非专业化和司法裁断的实质化”为特征，因应这样的理论前提，辅之以相关的司法档案资料，自然就得出中国古代司法“不依法”的结论。而以黄宗智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则根据近代司法的内涵与特征，将大量的以调解等方式结案的州县档案排除在外，从而得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清代的“司法”（也就是黄所认为的司法）是“依法而断”的，这是他们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所在。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争论双方都是以西方的理论预设为前提，并没有真正地回归到中国古代的历史情境中去，没有真正以当时人的认识去思考清代的地方司法、或者政务，这就导致他们的观点虽然都具有各自的说服力，但不免隔靴搔痒之感，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而针对这一方面的缺陷，本书却有诸多的尝试，并作了全新的解读，从而也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司法不能按照西方“三权分立”式的政治模式去考量，中国古代司法官本身都是地方行政的一部分，都隶属于总体的地方政务，地方官就是当地的父母官，他的责任就是为朝廷“守护”一方子民，推行教化，维持地方安宁；而绝不仅仅是司法所要求的裁断事实、判断证据、定纷止争。司法不过是地方官职能的一部分，也就是属于大的政务，它必然也是服从于政务的总体要求，而不可能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诉求，例如正义、公平等等。所以，不顾及地方政务这一“森林”，只是看到司法、审判这一“木”，必然导致最后的分析和结论都有所偏差，不符合当时地方政务的实际。

    本书的另一大贡献之处在于对“审、准、断、理”等细小概念的分析和澄清，这不仅有助于其他研究者更好地去解读清代司法档案，也有助于宏观问题（如审断）的解释。作者根据掌握的地方司法档案对州县审断中的准、理、断等几个常见概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理是对案件起诉的接收，仅仅是形式上的收取状纸；而准才是正式的受理；断则是对案件的最终审断。据此，得出了“理不一定准，审不一定断”的结论，令人信服。根据这样的标准，作者就所掌握的54件内容比较完整的案件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分析，详细研究了各件的判词部分，发现仅有三件依率而断，约占总数的5%，从而，不难证明，至少在清代晚期（光绪年间），至少在四川南部县，严格的依律审断还是很鲜见的。虽然，该书依据的仅仅是一地一时的材料，但由于当时四川作为清王朝的重点统治地区，可以推论这样的审断方式还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当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探讨的仅仅是四川南部县的地方司法审断，推论最多也可以延及其他地方州县的审断，省级的督抚、按察司审断，乃至中央司法部门的审断如何，就无法继续推论了，事实上，更高级别的司法审断并非如此（不依法），它们对于律法的遵循更多些，有时甚至远超过今天的想象。尽管如此，作为一项地方史、文化史的研究，该书的价值仍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