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需要安静地写作

    历数中国文坛，像刘庆邦一样深挖“矿业”题材的，当数山东作家陈占敏了。不同的是，刘庆邦写煤矿，陈占敏攻金矿。这位从1974年就开始发表作品、至今仍孜孜不倦在创作道路上摸索的作家，之所以只在文学“圈内”保持一定的知名度，大概除了其题材的边缘、纯文学的写作外，更与其不饰张扬的性格有关。

    1995年，在看到他的第一部作品集时，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就对陈占敏说：你的名气与成就远远不符。

    直到现在这个局面仍然没有改变。在9月份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张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提到陈占敏，说“真正优秀的人在安静的角落……杰出的作家都是很安静，写得很慢，慢慢地修改自己的作品。” 

    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陈占敏的6部作品。从《红晕》《倒计时》到《黄金四书》，发现陈占敏的写作，始终如一地坚守着纯文学的标准，另一方面却不固步自封，每一部都有不同的文学探索与追求。这样沉静地固守于一方土地的作家，或许正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读书报：胶东半岛是中国黄金储量最多的地方，您近年的创作集中在“黄金四书”上，对于这些在评论界引起广泛好评的系列作品，您自己如何评价？

    陈占敏：说起来《沉钟》也是写黄金的，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准备的时间最长。我一直认为，第一部长篇不能随便动笔，我把它看得很重很重。到了1993年秋天，我还想构思中短篇，但是长篇的涌动非常强烈，让我坐立不安。我只好做出了计划外的决定，动手写《沉钟》了。这部作品动用了我生活、思想、艺术等各方面多年的积累。完稿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小说界文库”重点推出，并且入围了上海市优秀长篇小说大奖。去年出齐的“黄金四书”《悬挂的魂灵》《金童话》《金老虎》《倒计时》，是我对黄金的又一次集中写作。有评介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对黄金的第一次大规模书写，大概也是事实；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中，此前未曾有过。它们在当代文学中的位置，只好交给时间评判了。

    读书报：您的创作阶段划分很明显，可见文学之路走得稳重扎实。现在很多年轻的作家，上手就写长篇，缺乏那种长期的文学积累。但是另一方面，一些成熟的优秀作家，中短篇写得很精彩，长篇却明显缺乏功力。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的长篇创作时机成熟体现在什么地方？    

    陈占敏：体现在内容、题材、思想、艺术的准备上。准备写长篇的材料，写中短篇时我是不动的，而且要尽量避免题材的强烈诱惑。把材料放在那里，它自己会成熟。一旦成熟了，你再不写，会按捺不下，它会不断地冒出来，让你产生联想，那真是浮想联翩，应接不暇，好多奇思妙想，就在此时产生。当然，这种成熟也包括思想、艺术的积累。

    一些很年轻的作家，没有充分的准备，一上手就写长篇，有些写中短篇的好手，不具备写长篇的条件，也轻易地写长篇；长篇小说这种文体，近年来被糟蹋得不轻。很多长篇，不过是中短篇掺了水，拉成了长篇的架子，并不具备长篇内在的质量。一个作家能否写长篇，要看他是否具备了写长篇的气魄、胸怀和力量。长篇小说不仅篇幅大，容量大，思想含量高，还要有足够的精神高度，坚硬的思想内核与富有弹性的外壳兼备。一般读者会进入富有弹性的外壳，有深度的读者则会穿透作品的思想内核。那样的标高，并不是能写很好的中短篇了，就能达到。有些作家天生是写短篇的，而不是写长篇的。也有些作家中短篇和长篇都写得好，比如张炜。有些把写长篇看得比写短篇还要容易的作家，倒应该重温一下高尔基的话，高尔基说，如果谁说写长篇比写短篇容易，那就是说造大炮比造手枪还要容易。

    读书报：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陈占敏：出版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往往是非常水、非常软的长篇却能被出版社看中，因为在一般读者那里容易被接受，市场看好。而那些作品，按说是不够格的，不应出版。现在是长篇小说最容易出又最难出的时期，只看你是否应和了市场要求。长此下去，文学的本质将遭受极其严重的伤害。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作家、评论家、出版界共同努力。作家得认真掂量一下自己到底能否写长篇，把长篇创作当作重大的战役来打，不要轻易动手写长篇。评论界也不要随随便便就去吹捧一些长篇，应把作品放到文学史、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去考量，看它是否是够格的长篇，评论家具备史识的眼光非常重要。出版界也应该有长远的眼光，哪怕暂时的市场效益不好，看准了是真正的好长篇，也坚决出版，这是区别出版商和出版家的一个重要标准。历史上从来缺的不是出版商，而是出版家。

    读书报：您的很多作品，充满了忧郁和沉重感。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与山东文化有关，还是与自己的风格或文学取向有关？

    陈占敏：我想首先是性格的原因，有些人的生命特质就是忧郁沉重的，化为文字，自然也如此。但还有其他。我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写作的动力”。我们到底为什么写作？很便捷的回答是爱好，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单单凭爱好，支撑不了创作走出太远；为名为利也不能让作家终生跋涉。有些作家名满天下，足够他享用终生了，他还在写，那是为什么？当今时代，获利的机会和行当太多了，哪一行也比写作获利更快更丰厚，名利不能成为写作源源不断的动力。是痛苦，只有痛苦，精神痛苦，才是写作最强大的动力。

    读书报：很多作家，早期写出非常多有影响的作品，但是后来逐渐放弃，您如何看待写作的持久性？是否与学养及知识储备有关？

    陈占敏：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力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强求，也不由你后天怎么学习怎么用功来决定。好多曾经叱咤风云的作家难以为继，销声匿迹了，并不是他不想写，而是没有力量再写了。正像雨果说的那样，他们缺乏无穷无尽的才华。才华耗尽，创作生命力萎缩枯竭，是作家最痛苦的事情，无法解决。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生来就被赋予了那么大的生命力，只能到此为止。这种情况跟学养、知识储备有点关系，但还不完全是。有的作家，原本写小说，后来不写小说了，改写散文随笔，有的是自觉的选择，有的是无奈改变。你看他后来的散文随笔，仍然能看到他的学养很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形式，最有才华的写作者必定是在小说领域展示才华，小说将引领世界文学的风骚，这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左右、能够扭转的。小说是当今时代最需要作家创作力的形式。１９世纪以来，世界文学中，托尔斯泰的创作生命力是最强盛的。托尔斯泰诞辰１００周年开始出的纪念版《托尔斯泰全集》九十大卷，那么大的创作量，你难以想象是怎么写出来的。作家写不出来时，也不必苦恼。有的作家是短跑健将，有的作家天生是跑马拉松的，能坚持到最后。跑来跑去，短跑健将下来了，只能在旁边看着。有多少原来起步晚的，倒是越跑越来劲了。

    读书报：除了小说创作，您还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评论与写作兼顾对于创作有什么好处？

    陈占敏：写完《沉钟》之后，我写了不少文论类的文章，那是阅读思考的深化，促使我阅读得更细致，在阅读中吸收得更多、更扎实、更精微一些。中国当代作家，比起“五四”那代作家来，既缺乏胸怀和操守，也缺乏学养。“五四”作家，大都是能创作，能翻译，也能写文论的。当代作家，能写个小说，就算是作家了，这标准实在太低了。我常常觉得，当代好多作家都无法称为文人。很多小说家，缺乏中国传统文人最基本的文化修养；而这种文化修养，却不仅仅在几篇小说中体现，能否写一篇像样的论文，大概可算是一个检验。中国当代小说家好多人太不讲究文字了，随意，粗糙，庸琐，缺乏个性，几乎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我想，一个作家好好写一点文论方面的文章，对于加强全面的艺术修养，训练文字，该是一门很好的功课。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就是做好了，我是说出来与广大同行共勉。

    我最近刚刚完成了一部《俄罗斯笔记》，是文论类文章的集中写作，从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顺次写下来，一直写到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的界碑高尔基。这部关于俄罗斯文学的专著共写了二十五六万字，是我的阅读感受，艺术体味，涉及俄罗斯历史、政治、宗教等各个方面，不是一般蜻蜓点水式写作，又不是大学教授的学院派写作。这样的写作，对于我其它文体的创作，该是有好处的。

    读书报：尽管您是当代作家中不可替代的一位，但是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对于当代文坛表象和风气，持何态度？您觉得自己的创作风格在当代文学的格局有何意义？

    陈占敏：一个作家，不必在当代作家中争取排个什么名次，安个什么位置，评论界也不必这么做。作家的写作题材、写作风格、作品质量，在这个时期或这个时代是否不可替代，才是一个作家存在意义的重要依据。我多年来一直是在这样追求着。“黄金四书”，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到目前为止，如此大规模的黄金书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黄金写作”是我的专利，大概也是从它的不可替代性讲的。这4部长篇，以黄金为轴心，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辐射，各有特色，互不重复，每一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至少，我的长篇创作会在当代文坛上表明艰苦劳动的意义。当代文坛，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太缺乏艰苦劳动了。

    我在《俄罗斯文学笔记》中，谈到“别车杜”对俄罗斯文学发展的贡献时，便表达了对大评论家出现的渴望。我反对那种“一犬吠影十犬吠声”式的评论、宣传与鼓噪。我们多么需要评论家能够坐下来，安静地读书，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望风捕影，跟在某种声势后头，胡乱叫好。对评论界和媒体的不满，经常见诸报端，却一直不能解决，倒是愈演愈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