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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从10月起，在全国开展为期半年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行动”，其中也包括各类出版物。对此部署，首先深感欣慰，图书市场势将又一次得到净化。其次也不无忧虑，因为这类行动已搞过多次，虽有成效，但痼疾难治，造假售劣仍屡禁不止。所以殷切期盼这次行动，既要大刀阔斧，横扫明处；也要深入细致，不留死角。我特别想吁请：注意以“擦边球”形式掩护下的实质侵权。
球类比赛中有时球实已出界，因貌似擦边，以致被误判为好球。“擦边球”这种较难界定的特性，常被一些人用来掩盖违规侵权的行为。拙文《出版“擦边球”种种》一文，曾列举过出版界打“擦边球”的一些表现，联系近日媒体曝光的一些事例，想着重分析一下“跟风出版”这一规避侵权的“擦边球”。
报载，海内外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吴江创办了一座“太湖大学堂”，系统举办中国传统文化讲座，并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出版他的讲授著述。由于融入了南老个人独到的解读，内容深入浅出，生动幽默，所以他的书非常畅销。这一来，立即招来好多家出版社的“跟风出版”，目前市场上标名“南怀瑾著述”的各种版本多达二三十种。其中一些共用的手法，就是打“擦边球”。
如有的用“南怀瑾说”、“南怀瑾认为”的形式，以“引用”之名，行剽窃之实；有的把南怀瑾的见解，变换说法，打扮成自己的观点；有的擅用南怀瑾的肖像及其图片，强拿没商量；更有表面打着南怀瑾的旗号，实则极尽断章取义、摘我所需之能事，篡改甚至杜撰南怀瑾的言论。由于对南怀瑾著述的“跟风出版”太滥太厉害了，不仅逼着原作者无奈向法院起诉，还引发部分媒体于近日组织了一场“从假冒南怀瑾先生之名的各种图书泛滥看中国文化市场”的座谈会。在讨论这种“跟风出版”的手法、性质、后果和对策中，大家深感现在的著作权法，对“跟风出版”缺乏明确界定，以至被人钻了“法律空白”的空子。其实南怀瑾著述“被跟风”，仅仅是近年不胜枚举的“跟风出版”中较为突出的一例罢了。
君不见，出了一本《中国不高兴》，就引来这《不高兴》那《不高兴》。你有《水煮三国》，我就有“水淘”、“烧烤”多种烹调三国。盗墓书一吃香，我跟着就来“挖墓惊魂”、“守陵秘闻”。还有什么“奶酪系列”、“穷爸爸系列”、“胜过好老师系列”，等等。正跟还不够，还要再来个反跟，于是《反盗墓》、《说不》、《反细节决定成败》等故唱反调的书纷纷出笼。许多人对此分明反感，但均因“跟风出版”打的是“擦边球”，较难抓住它触法的把柄，以至往往见怪不怪，徒唤奈何。“跟风出版”阴魂不散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人们对其性质在认识上的误判，以为它构不成侵权，其实某些跟风的背后就是侵权。对此，我想到了几点：
其一，体现在物品和行为中的创意，凝聚了知识的创造，同样是一种知识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就像南怀瑾的系列讲座，体现了他个人独特的解读。这种解读，不论是否以文字传播来展现，都属于具有专利性的一种创意。试想，如果哪届奥运会开幕式，有人也搬用“李宁飞跃点燃火炬”的模式，势必会被指责对张艺谋创意的剽窃。可见，并非只有照抄他人的文字才算剽窃。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保护对象未包括书名、封面和版式，这有待今后修法时再予完善。我认为，起一个好书名，设计一个好封面，都是巨大的脑力付出，当然是一种创意，理应视为原创而得到保护。当前虽然著作权法无此规定，但我国还有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是商品的符号，书名、封面则是图书的符号，两者有相通之处。既然禁止使用与他人的商标近似或易混淆的商标，那么，利用书名跟风，以近似、易淆的手法，套用他人的见解、观点和主张，复制人家的创意，这至少也属于不正当竞争，也该查处吧！
其二，有人会说，图书抄袭、剽窃有物为证，而追究创意剽窃，太空幻，很难查。这也不见得。任何一种知识创意，都会不同程度地在某些物质载体或行为过程中体现出来。判断是否构成剽窃，审查一下能否形成创意链，是不难取证的。再说，现在也强调重视互联网这种虚拟领域中的版权保护，那么，对于出版界因跟风打“擦边球”的创意侵权，是否也该管一管呢？
其三，国家立法有个过程，著作权法已修订一次，以后还会再修订。社会上有些事情，不能因为立法滞后就不去管。为规范图书市场管理，政府主管部门可以也应该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必要的干预和引导。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市相关主管部门，在贯彻执行国办关于打击造假侵权专项行动中，除查处那些例行的项目外，提出要打击“套牌生产和销售授权产品”，查处整顿“存在侵权隐患的图书”，还要求建立起这样做的长效机制。我深为这样做叫好。依我看，“跟风出版”南怀瑾的书，就属于“套南怀瑾的牌生产授权产品”，“跟风出版”，可以列入“套牌生产”。至于故意规避触法的“擦边球”，掩盖了侵权实质，当属“侵权隐患”无疑。所有这些，自然都应纳入北京市这次专项行动的查处范围。北京市能这样做，相信其他地方也同样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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