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文学中,“知青小说”曾经是一大主力,揭开新时期文学序幕的“伤痕文学”,其命名就取自一篇同名的知青小说。正如“伤痕”这个词语所蕴含的意义,它奠定了那一时期知青小说的总体特征和面貌——“红卫兵”、“造反”、“上山下乡”……是“极左”路线导演下的一系列错误运动,作为“伤痕文学”的知青小说是在这种创伤记忆下的控诉与批判,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今天,“文革”已变成往事封存在当代中国历史中。有关“文革”,有关“知青”岁月的记忆和讲述变成一种私人记忆,完全进入个体生活层面。
在我看来,《青春三部曲之激情》是一部褪去了新时期文学的“伤痕”色彩、还原到个人生活层面来展示“文革”中的知青命运的新“知青小说”。读这部小说,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一种试图钩沉、复现那个奇异年代青年生活的目标,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而制作者也别有意味地在封面醒目地写上两行宣传性文字——“五零后青春祭”、“中国版《红与黑》”,作为对小说的一种导读,意在提醒读者,小说追求的不是要描写、反映“文革”、“知青运动”,而是要在时代风云里描绘个人生活形态。青春、激情以及个人奋斗,这是人生应有的内容,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告别革命”的世俗年代都会遭遇,甚至成为人生孜孜以求的东西,因此,小说在主题意义上便呈现出更为贴近生命常态,从而也更靠近普通读者的现实本色,而“文革”则是塑造这些青春激情和个人奋斗之具体形态的巨手。
在这样一个目标和架构下,小说展开了对一群下乡知青“激情青春”的描绘。其中黎一夫是个颇可讨论的形象,他总让我们想起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出身清寒之家,却博览群书,志向远大,洋溢着一种超伦的领袖气质;在一个人人自危,只求安逸和眼前利益的乱世,他却是清醒和理性的,无论是在学校组织战斗队,还是下乡和当地农民打交道,他总能把具体的人事与自己的人生目标结合在一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个人价值、对出人头地的执著,并以此作为自己生活、行动的唯一指针;而他的结局也是于连式的——他不仅异想天开地想去国外参加革命,以此来实现飞黄腾达,甚至不惜为此铤而走险,杀掉对他们造成障碍的人,最终为此付出生命代价。
但黎一夫毕竟不是游荡于19世纪法国贵族社会的下层浪子,如果说于连之路对他这样一个下层青年具有一种必然性——在那样一个以金钱、地位取人的时代,他除了利用自身的优势以获取贵妇、小姐的青睐,舍此又有何途呢?黎一夫生长在中国,他人生道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不乏传奇性与悲壮感。黎一夫的人生道路当然是实现个人野心、个人奋斗,但如此宏阔的胸怀、高远的目标、义无反顾的决心、不择手段的作派和敢做敢当的态度只能生成于一个革命具有无限感召力、革命的激进成为生存常态的时代,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运动本身就是激动人心的、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投身其中的正义事件。因此,与其说是青春的激情促使黎一夫和他的同伴走上如此险峻而悲壮的人生之路,不如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力量在推动进行选择。当然,将时代精神化做人生选择,总是少数人的事,用现在的话说,黎一夫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革命总是一把双刃剑,它崇高、悲壮,却充满艰险;它既具有一种天然的合法性——你几乎可以在任何时代找到它的动因,又并非招之即来,来即成势。当它还只是一种理念存在于精英的头脑中的时候,那么为此而实践、献身的悲壮就会转化为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被看作中国版的“于连”也好,还是格瓦拉式的革命者也好,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的黎一夫,一旦他为自己选定这样一条人生道路,便注定是走上一条死路。而我们也只好无限感慨地名之以“青春的激情”了。
《青春三部曲之激情》,费克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7月,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