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说：“中国杀猪匠是我的榜样”

    本报讯 “中国杀猪匠是我的榜样。我不管外界怎么说，我坚信自己的主张。”刘震云此番言论出自日前北京大学博雅论坛举办的“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学术研讨会”。为了重审自己的观点，他以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主人公杀猪匠举例讲述“世界”与“自我”的关系：

    一个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来到河南一个县传教，传教40年一共发展了8个教民。一天，传教士碰到了杀猪匠，就想发展他。传教士问他：你信主吗？杀猪匠说，我不信，我信主有什么好处？传教士说，主能让你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杀猪匠说我现在就知道，我是一个杀猪的，从张家庄来，到李家庄去杀猪。传教士想了半天说，你说得也对。接着又说，你总不能说你没有忧愁。杀猪匠说，我有忧愁。牧师说，有忧愁你不找上帝，你找谁呢？杀猪匠说：上帝能告诉我什么？传教士说，信主，主马上会告诉你，你是一个罪人。杀猪匠马上急了，说我跟他一袋烟的交情都没有，怎么还没有见面他就说我错了呢？……传教士死后，杀猪匠打开了传教士设计的教堂图纸，那是一座宏大的教堂，彩绘的玻璃，精致的座椅……杀猪匠发现教堂上面的钟在轰鸣，所有的窗户全都推开了，自己心里的窗户也被推开了。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个传教士是世界上最好的牧师……

    “传‘教’给我喜欢的人，也是我奉行的准则，把‘教’传给汉学家和批评家，这事我不干。”刘震云认为，感动自己的人，才能被世界承认。 

    他的这番言论得到了很多作家的认同。铁凝说，作为一个作家，她也经常地意识到，自己的写作牢牢地扎根于“吾土吾民”。“当我坐在书桌前时，我的书写首先是也根本上是面对着那些和我分享着共同的语言、历史和经验的同胞们。如果我的感受、想象和思考首先能够在他们那里得到呼应，那么，我愿意相信自己就能够自信地面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

    莫言认为，关于作品的世界性，包括多个层面。他指出，一是知识层面，外国人读中国作家的作品，可以了解他所不了解的经验，他可以了解到他所不了解的中国一些独特的知识；另外，人性层面更为重要，如果是成为世界性的作品，进入世界文学之林，必定具有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就是人的共同性的反应，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什么让中国的读者落泪，中国的《红楼梦》也能够感动外国的读者，也传达了一种共性。“中国文学的当下性，应该强调个性化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还是应该强调作家重在挖掘人的普遍性，当然也不要放弃语言、结构以及其他方面的艺术技术的探索。”莫言说。

    “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也好，对我都不重要。”作为从农村走出的作家，阎连科谈到了写作资源的困扰。他认为，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这一代作家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来自乡村的作家，家人和土地是我们几代作家最根本的写作资源。然而今天居住和生活在都市，离早已变化的乡村和农人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真正了解土地和那些血肉相连的农人。“而失去他们，就意味着我们——尤其是我，对写作资源的彻底失去。”阎连科指出，写作到今天，作家必须要考虑对写作资源的重新占有和最为独特、个性的对写作资源的文学利用。

    铁凝表示，中国文学正逐步走向世界，这种意识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作家的写作，“除了你熟悉的人们，你还可能面对着陌生的人们，面对着文化背景、文学传统、价值理念和生活经验差异极为悬殊的读者，你在面对这样一个广大的和有着巨大差异的世界书写。”由此，我们的文学究竟应该怎样站立在世界文学之林，我们又应该如何在这个千差万别的世界中看待自己的文学，这是一个作家、评论家和读者都要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