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乌托邦之旅

    岳麓书社新近出版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该译本由我国翻译名家顾寿观先生成稿于20世纪80年代，译稿以多种希腊文文本为基础，并参考了流传于各国的译本和注本。吴天岳先生在借鉴近二十年来西方柏拉图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原译稿进行了细致的校注，从而使译作更加准确且便于理解。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乌托邦著作之一。所有乌托邦观念的发生都依赖于人类的反思性智慧，人应当以何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何种生活才符合人的本性？这些问题穿越历史，不断追问着人类的灵魂。

    柏拉图时代雅典政治中的难题，是民主制能力与德性的双重颓败。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溃败，海上霸权的丧失，三十僭主的政变，都充分暴露了民主制的无能。而苏格拉底之死，作为西方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更深的层次上显现了现实政治的严重危机。苏格拉底作为古希腊最具美德（即知识）之人，经过民主的方式被剥夺了生命，这一事件展现了雅典政治生活中德性与权力之分裂。它意味着“政治现实与探求真理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自然会由此产生出对现实政治的深刻反思。现实城邦的衰落，必定是因为它偏离了一个理想城邦应该具备的品质。而判定这些品质必定基于某种普遍的原则，这就是正义。只有弄清了城邦的正义之后，才可以设计出相应的制度、结构和法律，从而重新塑造出一个正义的城邦。

    柏拉图乌托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正义的观念。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当时社会上正义观的混乱颇为忧心，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树立可靠的正义观念。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什么是正义的看法，如克法洛斯所说的“讲实话”与玻勒马霍斯的“借债还钱”，这两种正义观显然是建立在经验的归纳之上，而苏格拉底的反驳是基于这一前提：正义应当是一种普遍的观念，因此如果从一种正义观出发，举一反例能推导出矛盾的结论，就可以否定它。除了运用逻辑的归谬之外，苏格拉底还运用道德判断。如当色拉叙马霍斯声称“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时，苏格拉底则认为统治的对象乃是公共利益，判断一种统治好坏的标准在于公共利益是否实现，而不在于私人利益的攫取。

    柏拉图理想国的统治者是哲学王。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把统治者转变为哲学家，恰好符合城邦的正义原则。因为哲学家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只有统治者才会牢牢地把握住知识，排除任何意见的干扰，从而摒弃私利的诱惑，使他的行动纯粹地出自公共利益的动机。然而，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谁都能看到，哲学家投身于现实政治，即使不是有害的也是无用的。苏格拉底本人因为干预现实政治而丢了性命便证明了这一点。

    和一切乌托邦的假定一样，苏格拉底认为理想的国家应当是和谐的，和谐又是指没有冲突，而消除冲突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取消私利。于是便引入了关于理想国的第二项设计，即财产公有，妇女和儿童公有。公有财产是柏拉图的乌托邦遭人诽谤的重点。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所有这些异议，都由于忽视了柏拉图这一主张的理论背景而不得要领。

    美德与权力的结合的哲学王、政治上的等级制与经济上的财产公有，是柏拉图对理想国的主要设计。接下来的问题是，正义的城邦如何可能？柏拉图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说，理想城邦有其独立而内在的价值，并不以能否实现为标准。

    所以，《理想国》中关于理想城邦的对话，主要是确立理想城邦的绝对观念，并把这一观念作为我们进行判断的依据，至于能否实现它，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乌托邦的不可能实现，它才能够持续生长于人们心中。

    不过，柏拉图从未放弃建立“理想国”的梦想。他对雅典的政治现实极度失望，深感道之不行，便乘桴浮于海。在叙拉古岛怀着一丝侥幸，企图把一位僭主教育成哲学王，结果话不投机，被贬身为奴。他的朋友在奴隶市场发现了他，舍金赎回。柏拉图曾经周游列国，最远处到过埃及和叙利亚，无所建树。于是回到雅典，创办学园，收徒授业。耳顺之年，又两次漂流海外，企图有所成就，但终归失败。知其不可而为之也，这是人之悲怆所在，也是人之伟大所在。

    《理想国》，[古希腊]柏拉图著，顾寿观译，吴天岳校注，岳麓书社2010年7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