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来很简单

    谈到玄武门之变，自然会想到李世民，谈到李世民，自然也会想到“贞观之治”；而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李世民就成为了一个明君，因为一个明君不能有任何过失，于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之中也就成为了一个无辜者和受害者，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也是一般中国人的世俗观。

    玄武门之变，就事论事本身并不复杂，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常见的争夺皇位的政变，只不过这场政变的发动者——李世民，做事过于残忍，手段不够光明正大，为了争夺哥哥的太子地位，杀死亲兄弟，逼迫父皇退位，事后还杀害了哥哥和弟弟的全家并纳弟媳为妃，这些所作所为都不符合中国的道德观念和传统的做人做事准则。如果以后李世民如商纣王、隋炀帝之流成为暴君，那史学家就容易多了，可以很轻松搞出什么十大罪状，八大恶行，五毒四狠三不仁之类，上天入地，洋洋洒洒，最后可以得出结论：观李世民其夺位之行可知其日后之所为。

    但李世民偏偏说不。李世民聪明过人，又极好名，皇位夺到手了，但担心因玄武门之变落下的恶名，决定用政绩挽回名声，做一个敬业的皇帝，此外还和魏徵来个“楼台会”，君臣默契配合，李世民从此有了“纳谏如流”的好名声，这就是“贞观之治”的由来。

    史学家的难题在于，按照“好人坏人”的理论，必须给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阴谋和手段找出一个可以为世人谅解的理由。于是，就有人编造出李建成欲毒死李世民、李建成夺取李世民兵权、李建成要在玄武门之变前置李世民于死地等等的说法，史学家也就知错而上，纷纷解释说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是为了自保迫不得已而不得不如此的正当防卫。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或稍有智商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皇位继承人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在继位之前发生变故，因为任何变故，即使是最好的结果，也不会比变故前更好，也不会让他的地位有任何提升，而变故的结果略有异数，继承人的地位就会平白无故地多出变数。有风险而无利益，李建成会这么弱智吗？非要在继承人地位没有变化时没事找事地和李世民过不去？假如李建成真是弱智，那他不会防备李世民更没有能力谋害李世民；假如李建成不是弱智，以他的地位和手握的兵权，他有什么必要非在继位之前做这种有风险无利益的事情？

    任何事情的发生必定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任何违背逻辑的解释必定不是事情的真相，玄武门之变尽管有多种说法，史学家也做了多种解释，仿佛玄武门之变的背后有多少疑问。其实，真正的疑问并不是玄武门之变，真正的疑问反而是疑问本身，因为玄武门之变根本不存在疑问，史学家凭什么要提出疑问？

    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这是为利；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则是为名。为了避免玄武门之变所导致的恶名而产生了“贞观之治”，这也是件好事，爱名的皇帝总比不要脸的皇帝好吧！所以，后人大可不必因为探索其动机而贬低“贞观之治”的价值，但是，后人更不能为了掩饰其动机而美化玄武门之变。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历史本来很简单，人才是复杂的。

    现在，电视上播放帝王剧，百家讲坛竞讲帝王学，书店里遍是帝王书，帝王们个个神武，人人英明，所有帝王每天所做的事情是为百姓担忧，仿佛皇帝受了多大委屈，忍受了多大的痛苦，这大概就是一种封建意识的泛滥。司马非马对此大不以为然。他在《农历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一书中，对中国帝王中的“最佳帝王先生”——李世民，做了别具一格的描述，他用我们所熟悉的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丝丝入扣的心理分析，步步紧逼的逻辑推理，华丽、诡异、幽默集于一身，再结合史料，对李世民的描述突破了原有的传统观点和主流看法的束缚，也使我们能看到司马非马非主流的独立见解和反世俗的个性，这也是对传统史学和主流观点的一种颠覆。这，就是我欣赏这本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