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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立身处世，所追求和所持守的乃是多奉献，少索取；重精神，轻物质；约己严，侍人宽；要富而仁，不要富而不仁等，他们的人生态度是求实的，他们的人生理想是远大的，他们的人生境界是高尚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对购房和租房的取舍了。”
“住者有其房”，是人们的生活理想。这个问题的直接表现是，购房的消费者和卖房的地产商的问题。但并非这么简单，仅仅限于买卖双方而已，其实还涉及到供应土地的地方政府和制定政策的中央政府，更何况还另有投机客和炒家。所以，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为了解决问题，除了立法严禁投机客和炒家以外，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各尽其责，做出应有的贡献。
仅就消费者而言，沒有住房，想买住房，这要求，完全合情合理。有条件，就买。沒有条件，能创造条件，包括向银行按揭、向亲朋借贷等，也可以买。但如果目前还不具备条件，则不妨暂时租房住，订个计划，等条件具备了，再买。
所谓“住者有其房”，是指住者，要有自己的住房，也就是住房是属于自己所有的。但是除此以外，大概也是泛指有房可租吧，尤其有经济适用的廉价房可租吧。
租房住，并非只是今天的特殊现象，历史上早就有过。我走笔到这里，不禁联想到蔡元培(1868-1940）和胡适（1891-1962）两位先贤租房住的故事，特简介如下，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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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出生于1868年1月11日，至1936年1月11日，按当时还广为流行以虚岁计，则已届70岁了。尽管在当今的高龄化新时期里，人寿越来越高，已经是“70多来兮，80小弟弟，90才稀奇”呢！但是在此前，一个人能活到70岁，则是少有的幸运。正如俗话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啊！所以，蔡先生的一些好朋友和好学生想给他老人家做70岁大寿，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自古以来，为人做寿，是非送寿礼不可的。那么，送什么样的寿礼呢？这就大有讲究了。所送之寿礼最好要为老寿星所亟需并乐意接受的，也能表达大家的一份诚挚的心意的。大家本着这个原则，经过认真考量，反复讨论，最后商定，由大家集资购买或兴建一套房子作为寿礼。因为，蔡先生一直没有自家的住房，特别是到了晚年依然如故，还得租房子住。
据统计，蔡先生于1928年8月，已年逾花甲，六十又二岁，举家离开北平南下，定居上海，至1937年11月，偕妻携子离开上海南下，避难香港，前后九年之间，在上海先后租房竟然多达五次：慕尔呜路升平街243号、极司非尔路49号、静安寺路静安别墅54号、愚园路884号、海格路175号。几乎是过一年多点时间，就得搬一次家，总是寄人篱下。搬一次家，是相当麻烦的事，常搬家，显然不利于老人的身心。
所以，蔡先生的好朋友和好学生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燮林、赵畸、罗家伦，于蔡先生七十岁前夕的1935年9月7日，特地集体联名写信给蔡先生：
“孑民先生：
我们都是平日最敬爱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四日（误，是十一日——引者注），是先生七十岁的寿辰，我们都想准备一点贺礼，略表我们敬爱的微意。我们觉得我们要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须选他所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千归垅庋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各地的响应，已超过了我们当初的期望。
现在我们很恭敬的把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先生；很诚恳的盼望先生接受我们这一点诚意！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也可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我们很诚心的祝
先生的健康！
和先生一家的健康！
蒋梦麟 胡 适 王星拱
丁燮林 赵 畸 罗家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七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54页）
蔡先生面对大家的盛情与重礼，感觉到受之有愧和却之不恭的两难，所以反复考虑了三四个月后才选择了接受，延迟到自己七十岁生日快到的1936年1月1日才写了回信：
“接二十四年九月七日惠函，拜读以后，惭悚得狠！诸君子以元培年近七十，还设有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特以合力新建房屋相赠。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抽象的讲起来，这种对于公尔忘私的奖励，在元培也是极端赞成的。但现在竟以这种奖励加诸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的美意无所藉以表见，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尔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谨此申谢。”（转引自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9页）
但是，由于日军侵华日益加剧，1937年先心怀叵测地挑起“七·七”事变，攻陷北平，紧接着又肆无忌惮地挑起“八·一三”淞沪战争，攻陷上海，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地奋起进行全面的抗日战争，大家，连同蔡先生本人，也就无暇再顾及为他建设新的住房之事了。
二
胡适先生租房子住的情况，他的老乡、亲戚、老朋友、有时还是常住客的石原皋曾作过统计。在北京，先后租房多达五处：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钟鼓寺十四号、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后门米粮库四号、东厂胡同一号。在上海，租住静安寺极司非尔路四十九号甲。石原皋对胡先生屡屡乔迁的细节娓娓道来：
“胡适在北京，最初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到北京时，他家已搬到钟鼓寺十四号，在大学夹道附近，离北大不远，住宅是普通四合院，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家具陈设也很简单。那时，各大学都长期欠薪，教授的生活都很清苦，胡适的经济也不宽裕。后来，胡适出版的著作日多，销路一好，收入就多起来了。在这个时期，他到国外去了一次，在国外住了十个月，讲了些学，挣了些钱。钟鼓寺的住宅，实在太狭小，不能不另找新居。恰巧，林长民的住宅出让。林当时任郭松龄的秘书长，郭是奉军的革新派，他造老派张作霖的反，被张作霖打败，全军覆没，郭和林都被打死。林已死，他的住宅只好出让。房子在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老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庭院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
张大元帅进据北京，捕杀进步和革命人士，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北京城。胡适从海外讲学回国，他也不能回到北京居住，于是江冬秀同两个儿子迁到上海，住静安寺极司非尔路四十九号甲，为一楼一底的小洋房。胡适藏书多，所以房子要大。他的藏书沒有搬到上海，佣人也没有跟来，一楼一底的小洋房也够住了。何况上海是寸金之地，房租贵。当时胡适的经济情况，还住不起花园大洋房。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底，胡适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再在北大任教。那时，胡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书籍也越来越多了。像陟山门那样的房子又不够用了。蒋介石掌握政权后，为了安定人心，教育经费照发了，大学教授的薪不欠了，工资也提高了，特别是名教授月薪六百元，还可以兼课兼薪。北京改为北平，政治中心南移，人口外迁，空房子多出来了，房租也便宜一些了。因此，胡适找到后门米粮库四号的房子。这座房子比陟山门的房子更大了，更好了，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院中有树木，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房间多了，胡适可以接待好友了。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朋友，都是这个时期住在他家。
抗战军兴，胡适只身赴美，家眷在沪，后来江冬秀又回老家居住。抗战胜利后，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据说，这所房子，黎大总统元洪曾住过。我不知道该宅的情况，想必一定更宏大了。所以我说，胡适在北京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3页）
三
蔡胡两位先生如果想买房子的话，并非是绝对不可能，相反的倒是大有希望。因为，他们都担任过要职，蔡先生当过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和北大校长；胡先生当过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他俩的职务，相当于今天中央的部长。而他们的贡献和影响则大大超越于一般的部长，他们是名教授、大学者、引领时代的思想家。他俩又都拿过高薪，每月工资600元，还有丰厚的稿酬等的收入。据李书华回忆，他从1922年到1929年在北大物理系任教授与系主任期间，北大的一般教授每月的工资为280元，或者260元，或者240元。并且，当时北平生活便宜，“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大洋一元。”既然房屋租金比较便宜，那么房屋售价也就不会太贵了。所以，“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七年北大》，《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如此说来，则蔡胡两位先生岂不是也可以买得起房子了吗？但是，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买房子。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他俩的工资虽不低，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1912-1928）对教育经费，投入少，时常拖欠，甚至克扣，使得他们的工资或者名存实亡，或者名不符实！
其二，他们热心公益，乐善好施，慷慨捐献；广交朋友，热情款待，救急扶贫。例如，蔡先生“因应酬较多，每月薪资几乎不敷开支。某次经管人员就在原来的薪俸之外，增加二百元，被他发现，当场就把多给的钱退回去，并告诫经办人员，生紧些没关系，一切要按规定办事，制度必须严格遵守。”（转引自周天度：《蔡元培传》，第376页）又如，著名的学者林语堂当年留学哈佛经济来源无着时，是胡先生及时救济了他。林语堂在《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一文中回忆说：“1920年，我获得官费到哈佛大学研究……不料到了美国，官费没有按时汇来，我陷入困境，打电报告急，结果收到了两千美元，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回北平后，我向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面谢钱事。蒋先生问道：‘什么两千块钱？’原来解放了我困苦的是胡适，那笔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的钱是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他从未对我提起这件事，这就是他的典型作风。”（《读者文摘》1963年10月）如果胡先生把这“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的两千美元”不是暗暗地白送给林语堂，而是留着买房子的话，那就不但可以买到一般的房子，兴许还可以买到豪宅呢！
其三，他们的立身处世，所追求和所持守的乃是多奉献，少索取；重精神，轻物质；约己严，侍人宽；要富而仁，不要富而不仁等，他们的人生态度是求实的，他们的人生理想是远大的，他们的人生境界是高尚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对购房和租房的取舍了。
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先生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很感人的，他们崇高的人格和精神，诚然值得我们后人钦佩与效法。
但愿，时下在购房热大潮中，正在沦为“房奴”以及投机客、炒房客的人，能从这一感人的故事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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