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成就

    逯钦立先生是当代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学研究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时期。学术界受惠最大的是他以一人之力编纂一百三十卷巨帙《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此书迄今仍然是学习和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必要书籍。除此之外，他在汉诗研究、陶渊明研究、汉乐府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成果。

    逯钦立先生对苏、李诗、班婕妤诗和古诗年代的考订，迄今仍是不刊之论。尤其是苏武诗的考订，他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苏诗晚于李诗出现，且苏诗出于李陵集。他引庾信《哀江南赋》证《诗品》“子卿《双凫》”当为“少卿”之误，其考订的精审，令人叹服。他的陶渊明研究，在陶诗研究中卓然成家，他的某些观点，虽不能成为定论，但由于其论据的翔实，深具学术讨论的价值。在古代文论研究上，他对文笔的考辨，可以说是继刘师培之后对此题目最为详尽的讨论。他将文笔发展的历程，通过大量资料调查和辨析，论述得至为清晰。他提出文笔说起于东晋初；文指有韵的诗、赋、颂、诔等一类的制作，笔指无韵书、论、表、奏等一类的制作。这个观点比前此时期简单地提出在刘宋时，要更为准确。此外，他对陆机《文赋》写作年代的考定，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成果。因为陆机作《文赋》的年代，古人基本相信杜甫的说法，认为是陆机二十岁时所作。在逯钦立先生之前姜亮夫先生《陆平原年谱》，亦定为二十岁时。但逯钦立先生经过对陆云三十多封《与兄平原书》分析，一一考定其史事，最终提出《文赋》当是陆机作于永宁元年，陆机时年四十一岁，是为陆机晚年所作，其关于文的见解已经成熟。这个考定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是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对于我们正确了解《文赋》出现的背景，从而准确评价《文赋》的理论价值，提供了研究的基础。

    综上逯钦立先生的诸研究，其实我们发现，这些成果其实都是逯先生在整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过程中产生的。因此研究逯先生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成就，应该深入开展对他这部书的研究，比如他是如何选这个题目的，选题的动机是什么，他开展这一学术工作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知道，汉魏六朝的作家作品，自唐以后散佚甚夥，总集、别集能够存世的数量非常少。总集仅有《文选》和《玉台新咏》两部，别集能够让人相信保留六朝旧集原貌的，大概也就是《嵇康集》、《陶渊明集》、《鲍照集》等寥寥几部。逯钦立先生据《古诗纪》引用书目说还有陆云、谢朓、庾信诸人，但陆云，《隋志》著录十二卷，至《崇文总目》著录仅八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十卷；谢朓，《隋志》著录十二卷，《崇文总目》仅著录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则著录为五卷。《直斋书录解题》说：“集本十卷，楼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赋与诗刋之，下五卷皆当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见本传及《文选》，馀视诗劣焉，无传可也。”是楼炤将谢集十卷删为五卷。庾信，《隋志》著录二十卷，《崇文总目》已不见，《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二十卷。但《直斋书录解题》说：“其在扬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来所作，而《哀江南赋》实为首冠。”是二十卷之《庾集》实非六朝旧集。宋以后，这种散佚的情况更加严重，故明人起而搜辑裒集，冯惟讷《古诗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编辑的。虽然其书存有体例不纯，牴牾互出及错收漏收等毛病，但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然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韵之作，无不兼收，溯诗家之渊源者，不能外是书而他适。固亦采珠之沧海，伐木之邓林矣。”当然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古诗纪》一书作为学术研究参考用书，越来越难以参用。故民国时丁福保重新编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书有鉴于冯书的舛漏牴牾，参考清人冯舒的《诗纪纠谬》，删汰冯书的繁芜，订正讹谬，体例清严，故长期以来为学术界参考使用。但是丁书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其止取汉以来，汉之前的韵文不收，不能不无遗憾。又其参考遵用冯舒《诗纪引谬》，而自己的考订不多，冯舒之错谬之处，丁书亦不加辨别。此外，最为不便的是，丁书所录诸诗，均不注明出处，难以作为学术研究之用。也正是有鉴于这样的情况，同时也是学术发展的需求，逯钦立先生遂重新整理编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先生这部总集的优点和贡献，学术界早有定评，在中华书局的《出版说明》中明确指出其优点有五，都是精审之言。先师曹道衡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推荐信中，总结其成绩，说到其搜辑佚文，认为这个工作比收录完整的作品更为艰难。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只有作过这方面的工作，或者重视文献资料的研究者才能深切体会得到。本书引用数百种子史文集，传世文献中凡于搜辑相关者，逯先生无不采择。而新出文献，逯先生亦尽量采择，如敦煌出土文献、日本所出《文选集注》等。这一点在每首诗、每一句诗后的附注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要知道，逯先生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完全依靠个人一本书一本书的搜检，甚至连索引一类可供使用的工具书也不多。此外，当时的古籍整理也还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大量的书都必须依靠编者亲自去调查。从这个角度讲，与今天的学者在能够借助电子文献、古籍整理的成果，乃至复印机、扫描仪等现代化手段相比，愈发显得逯先生工作的艰难和成就获得的可贵。除了传世文献以外，逯先生此书大量利用了当时新出土的材料，如敦煌出土文献等。能够从如此广博的文献中一条一条地搜辑，足见逯先生对文献的熟悉，以及他研究的深入细致。

    然逯先生此书，并不仅是搜辑全备，更由于其考订精详，解决了许多文学史上的悬疑问题。如大家非常熟悉的他的《汉诗别录》，就是在其搜辑的工作过程中，考订而成的成果。他对于苏、李诗以及班婕妤诗、古诗的考订，其结论可靠，证据充分，推理严密，为学术界所信服。然《汉诗别录》只是逯先生考订工作的一小部分，是他用论文形式发表的成果，而魏晋以后的考订，只以精简的文字附于每首诗下，然其提出的观点，大都可信。如《秋怀诗》，逯先生断为谢灵运作，这看似非常简单的判断，其实是有严密的考证的。但限于体例，逯先生不能在《集》中展开，但他在《〈古诗纪〉补正叙例》中提出三条证据，考证当为谢灵运诗。比如晋人应亨《赠四王冠诗》，旧说多据《初学记》以为应亨是东汉人，陆侃如《中国诗史》并且以为是东汉五言诗的始创作品。但逯先生据曾培《初学记校记》考订为晋人，又据《通典》，考订为王景系等四人加冠之作。这对于纠正以往的文学史误识，准确认识五言诗写作，是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的。再如宋代诗人吴迈远，《诗品》称为“齐朝请”，其实吴迈远是宋人，宋元徽二年坐桂阳王刘休范之乱诛死。逯钦立先生考订列入宋代诗人之列，纠正了南朝人锺嵘的错误。这样的考订很多，每一种考订其实都需要有非常缜密的论证。只是因为体例关系，而只能将观点列于集中。而有些看似遵循《古诗纪》，其实仍然有逯先生自己的判断。因为《诗纪》录诗，往往径据所见文献，不作考订，又不注出处，有不同记载和著录作品，可否相信《诗纪》，是需要有文献判断的眼光的。比如《全梁诗》所录萧统和萧纲的诗，其作品的归属非常复杂。比如明代通行本《玉台新咏》所载萧统诸诗，赵氏覆宋本《玉台新咏》就不录。赵均发现的宋本，是在明末，冯惟讷当未见到，然其并未据当时通行本《玉台新咏》是为昭明太子，而是题为萧纲，这是对的。但这些作品，在唐代的类书中，往往也题为萧统，如《照流看落钗》、《名士悦倾城》、《美人晨妆》诸诗，《艺文类聚》十八题为萧统，但《诗纪》均题为萧纲，这是有见地的。逯先生此处便依据《诗纪》题为萧纲，而没有归为萧统。

    逯钦立先生精于目录、版本，这也是做辑佚、编集工作的学者所必备的。但这一点在《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一书中不能得到展现。不过，逯先生将这样的经验撰成《古诗纪补叙例》，我们从中看到逯钦立先生所作这一工作具有的学术功力和付出的辛勤。比如他在《略论校勘材料》中提到对类书和总集的使用，对《文选》李善本、五臣本和《文选集注》诸本异同的辨析，足见逯先生在选录作品时校勘之明审。除使用版本校勘，逯先生还据诗歌的句法、章法、用韵、用词等辨析审断，这些都见出本书在校勘上的用功之深。对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一百三十多卷、数千首诗歌都能够作如此细密的考订，需要编者具有怎样的学术积累和准确的判断，这是本书具有如此高学术价值、让学术界信服的基础。逯先生此书，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可以信服、放心使用的文本，他的工作更给后学者提供了典范，因而成为二十世纪古代文学获得成就的标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