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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日作家李长声聊天，很难意识到他已年逾花甲。虽然客居日本二十多年，每次回国，他还是时常被认为“不像日本人”，这话的意思近似于褒义。无他，哪怕点缀他的彬彬有礼绅士风度的是银发、眼镜、西装，等到落座，特别是三杯酒下肚，他就迅速还原成那个一口长春话、爱憎分明、笑声朗朗的东北汉子。在他眼中，日本是和中国有久远文化关联、存留颇多中国传统文化余脉的邻邦，也是他生活、写作的地方。他对东京的旧书肆如数家珍，为巷陌深处的居酒屋流连不去，醉心藤泽周平笔下的武士世界。
从上世纪90 年代应沈昌文之邀在《读书》杂志开专栏，李长声的旅日随笔渐成规模，所涉话题也早不止日本文化、出版掌故所能涵盖。这两年，伴随着萨苏、毛丹青、汤祯兆等旅日华人作者写日本的著作纷至沓来，还有本就是日本人的茂吕美耶、新井一二三的作品大量引进，日本题材图书俨然成为书市一大热点。热潮之中，李长声新作亦接二连三，仅今年就推出《日下散记》（花城出版社）、《枕日闲谈》（中华书局）、《哈，日本》（中国书店出版社）3本随笔集，此外还有译作《黄昏清兵卫》（新星出版社），其文笔风格鲜明、信息量丰富、可读性上佳，深为读书界认同。
说李长声人如其文基本贴切，他的文章就像他的谈吐一样轻松、率性，但不乏表象背后的文化积淀和笔墨功夫。他用文字近距离地品味日本文化的好，对日本国民性、社会现实、文化景况的种种负面也不留情。他以幽默口吻谈日本文化，以些微八卦角度反观日本文坛、出版圈的趣闻轶事，谐趣和风雅兼而有之。一如学者扬之水文章中对他的评价：“于文于诗都可以挥洒自如，久作扶桑居，又能长葆旁观者的清醒。”说的正是他这些年为人为文的境界——浸淫在日本文学、出版、风物、世俗里，又不至于沉溺，走进其中却保持旁观心态。
读书报：去日本的时候你已快四十岁了，为什么决定出国？
李长声：我是1988年去日本的。当时正好赶上出国潮，我在长春的日本文学杂志做副主编，编杂志已经编了七八年，接触了不少日本作家的作品，对日本文学和出版很感兴趣，就想，既然学了那么多年日文，也做过一些文字翻译，不如去日本开开眼界。
最初不是以搞出版的名义，具体理由是想去研究“中国东北文学与日本北海道文学之比较”，日本文学的情况我大致知道一些，就想立这个题目。我有个朋友是日本《文艺春秋》的编辑委员，他劝阻我，你自费去北海道怎么活啊？巧的是我曾经翻译过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出版社的书，该书日文版出版方是东京的一家出版学校，我这个朋友又是这所学校的股东之一。那时日本的泡沫经济正热，这家学校很有钱，时常邀请外国作者、出版人前去交流、学习。他就建议我以前面提到的那本译著为契机申请到出版学校留学。就这样，既不为发财也不是为镀金，出国完全是因为对日本文化、出版业感兴趣。
读书报：初到日本感觉如何？
李长声：那所出版学校坐落在出版业集中的地方，很多中小出版社的编辑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当时出版学校成立了一个出版教育研究所，我去了就负责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汉语出版资料，这带给我很多查阅的便利，加上出版学校校长是日本出版学会的会长，日本出版学会就设在那里，于是我开始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那时我的日语不怎么好，口语更不行，只有继续学。慢慢地我有了写写日本出版文化的想法，做过编辑的人多少都会有确定选题的习惯吧。出版学校那时常常邀请中国出版界去交流、研讨，我负责接待，就和他们聊天，认识了戴文葆那一代的很多出版人。我有意识跟他们说我是研究日本出版文化史的，但好像没什么人感兴趣。
后来是沈昌文先生约我给《读书》写写日本，侧重文化。等到后来在上海一家杂志开专栏，就是专门写日本出版业了。再后来，有更多旅日的感慨，就转向旅日随笔写作。
读书报：是父亲使你接触到日文？
李长声：是啊，文革开始时我无事可做，家里有很多父亲的书，基本是满洲国时代留下来的日文建筑图书，他就教给我五十音图，一点入门的日文。高中毕业我去延边下乡，遇到一个会日文的老右派，他曾给日本人当过军医，于是就跟他学。下乡两年后就地当兵，后来回到长春安排在环境保护研究所工作，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保护是很有前瞻性的领域。
研究所的资料室里有中文、日文、英文资料，我毛遂自荐说学过日文，其实就是找个活干。好在我自学能力比较强，通过查字典看日文资料，进而萌发做文字翻译的念头。当时长春搞日本图书展览，有些书展览后就留给大学或图书馆，省图书馆里很多这样的日文书，我看到一本叫《污染海域》的小说，作者是西村京太郎，这与我的工作有关，就借书复印了一本，回到家抱着字典试着翻译，后来译稿陆续发在广州的《环境》杂志上，这个过程相当于边译边学。
读书报：你的随笔写作源源不断是因为身在日本不愁素材？写时考虑过中国读者的接受程度吗？
李长声：素材当然不缺乏，我面临的不是写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写的问题。我自问没那么好的文学功力，所以整天在琢磨怎么写。随笔篇幅短，但应该一篇一个样，不能千篇一律。
我写的首先是我熟悉的、感兴趣的，倒是没有刻意考虑读者的需求。我的水平也就那样，没有深刻的思想。很多人写随笔像是游记，走马观花，充分发挥。我不大发挥，而是找几本书看，写出自己的收获和感想，比较随性。
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年，写作感觉和文字状态变化大吗？
李长声：我感觉变化不太大。可能我从开始写作时年龄就比较大，很快我的写作就定型了。实际上，我挺想写小说的。今年我去台湾书展参加活动，有个媒体提问环节，有个记者问我，你今年打算写什么小说？我开玩笑说，我今年就计划开始写小说，后来报纸出来，标题就是“李长声要去写小说”，哈哈。透露一下，我一直也在写小说，但我有个大问题——不会编故事，写着写着就写成实事，写成了史话。
读书报：书越出越多，读者也越来越多，心理上有变化吗？
李长声：前两年多少会有点往心里去，国内的媒体动不动称我为“旅日学者”，老被人这么叫，有段时间我就真的装起学者来（笑），写文章变得正经，还老想找找理论根据什么的。好在后来我自己也受不了了，发现这是个问题，我不是学者，也没做什么学问，对日本出版和文化，我只是熟悉，谈不上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后大批中国人去日本，此后出现了哈日族，对日本的迷恋停留在流行文化、时尚文化。很多旅日作者写文章迎合这种哈日情结。我认为，想要提高哈日的程度，就要从哈日到知日，我写的可算是知日文章。
读书报：这两年，国内出版界对日本文学作品的引进呈一窝蜂态势，特别是推理小说和战国小说，您对此怎么看？
李长声：现在我们出版日本文学确实是一把抓。有人问我日本的青春文学如何？其实日本青春文学分两类，一类能获芥川奖，像新近获奖的绵矢丽莎的《好想踹你一脚》，另一类是手机小说，如西尾维新的作品，这类作品不属于文学，完全是出版社策划出来，年轻人写给年轻人读。
至于日本战国小说，《德川家康》的作者山冈庄八的作品在日本也很盛行，他把德川家康的形象给颠倒过来了。另外，战国小说的很多内容和现实中的商战类似，这也是此类小说畅销原因之一，《三国演义》在日本受欢迎也是这个道理。
读书报：你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日本五花八门的文学奖，他们有很浓的奖项情结？
李长声：在日本，文学奖不是文学行为而是出版社或杂志社的文学编辑操纵文学的行为。编辑用文学奖来左右文学史，一本书出与不出，编辑有决定权，某本书出版与否得奖与否，会左右文学史。
书店里那么多文学书，到底买哪一本？大众读什么书总需要有个标志，于是大家用是否获得文学奖来认书，获奖的作品，读者一哄而上。在日本读者眼中，获奖的作家才算是作家。哪怕候补过什么什么奖、入围过什么什么奖也可以。
读书报：似乎你对诺贝尔文学奖不以为然，日本人有诺奖情结吗？
李长声：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的不同语言魅力无法被诺奖评委真正领会。诺奖评委中马悦然懂中文，但他的中国文学阅读量未必比中国的评论家更大，而其他不懂中文的诺奖评委就只能听他说。
对诺奖不以为然的日本评论家太多了。大江健三郎获诺奖的第二天，评论家江藤淳早上对记者发表感言说，我已经好多年不读大江了。大江的影响巨大，但更多是在文坛。他的书在市场上不好卖，因为太沉重，写法晦涩。他的作品写法上很洋化，村上也洋化，但村上写得浅白，读者容易读进去。
读书报：前不久你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论坛”上说，文学无法全球化，为什么？
李长声：因为不同语言之间是有障碍的。不止华语文学无法全球化，英语文学也无法真正全球化。电影和漫画主要是视觉上的内容，并非完全靠语言来表现，或许可以全球化。中文小说只有懂中文的人才能读，译成其他语言，就不再是中文的韵味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文学不能靠翻译成其他语言去全球化，好比村上春树那么受欢迎，作品有那么多国家的译本，但读者读的已经不是村上了，而是译文。我们总说出版走向世界，译成英文、法文还叫什么走向世界啊？
读书报：说说你现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吧。
李长声：刚到日本我不是在出版学校的出版教育研究所嘛，顶着中国一个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的名头，也算衣食无忧。后来，日本经济衰退，出版学校经营也滑坡，招生都成问题，我也不能白吃饭，就离开了。从那时到现在，我在日本就是一个个体户，也可以说是自由撰稿人。主要从事翻译和写作，写作是爱好，翻译是饭碗。在日本，日译中的价钱很高，我译的未必是书，更多是一些机构团体的资料，不公开发表。我的写作其实很懒，总是要别人约稿才写。有时候喝了点酒就动笔，文章就成了“酒之语”。
读书报：你译的藤泽周平武士小说，比如《黄昏清兵卫》，表现出的译笔水准可不只是为了谋生。
李长声：那是因为我喜欢藤泽周平的作品，翻译他的书是可以领会到日文原文的文字魅力的。如果你喜欢一位作家的作品，就一定能读出他文字中的好，不然你为什么喜欢他？曾有出版商约我翻译司马辽太郎的小说，我也答应了，可是译了半年也没译出多少，我不喜欢他的小说，译起来就很困难。藤泽周平就不同了，哪个出版商要是能继续出他的作品，我愿意翻译他所有的短篇小说。
藤泽周平是文如其人的作家，老实又正直，不事张扬。他是国文老师出身，小说语言很规范，又不是教科书那种规范，是很纯正的日文，没有其他腔调。此外，他的作品中感情很深，人情味浓厚。他的小说在故事的编织上也很巧妙，推理不是逻辑推理，而是人情上的推理。
从翻译的角度，日本有两个作家很难译。一个是大江健三郎，因为他晦涩，很多日本人都看不懂他的作品，却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是否准确令人怀疑。另一个就是村上春树，他的作品看似简单，但话中有话，点到为止，文字背后的含义很难翻译。
读书报：现在还常逛书店吗？平时读些什么？
李长声：日本的书店特别多，特别是旧书店。在日本生活，逛书店是少不了的，逛书店和散步结合在一起，一路走一路逛，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特别好玩。我在日本待了二十多年，最喜欢的两样，一个是旧书店，一个是居酒屋（小酒馆）。
说到阅读，近十年的日本新晋作家的小说我不大看，我看的是我喜欢的那类书，去书店里直奔武士小说专架，先细细浏览书脊。其实我读小说并不多，主要读随笔，司马辽太郎的随笔就很好，比他的小说还好。还有三岛由纪夫的随笔，非常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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