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怀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不堪回首，又值得回首。苏联的第一份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The Moscow News）本月迎来了创刊80周年，该报连续刊发多篇评论和报道，回顾过往报史的同时，亦忆及其创办人：美国记者、作家和社会主义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30年，在苏联政府支持下，斯特朗女士创办该报，与《星火》杂志同楼办公，10月5日出版首期。

    此时有两大进程并行，一是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二是美国的大萧条，正是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时刻。该报服务于苏联外宣，对内，则以在苏工作的数千美国技术工人为主要读者。创刊号头版便刊登五年计划的宣传画，号召用“苏联力量和美国技术建设社会主义”。

    然而1949年，斯特朗和该报主编、曾前来中国推动国共合作的鲍罗廷一同被捕。她被控帝国主义特务，坐监至1955年，方被驱逐出境。鲍罗廷以苏联敌人的罪名，早于1951年死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

    该报被政治局勒令关闭，1956年复刊，80年代积极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运动，1990年转为私营，不断易手，其所有者包括现在狱中的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2007年，该报由国营的俄罗斯新闻社接手。

    《莫斯科新闻》日前刊文，以《受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毛重视的莫新美国创办人》为题，介绍斯特朗曲折的一生。

    斯特朗女士的侄孙特雷西·斯特朗（Tracy Strong）告诉俄新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设想以这份报纸，通过报道普通人的生活，向世界介绍苏联发生的变化。”

    尽管斯特朗女士可以经常同斯大林本人讨论社论怎么写，却仍然无法避免编务受到审查。她的同事们则惯于自我审查——他们经常拒登本报记者自采稿件，宁愿坐等塔斯社通稿。几经挣扎甚至愤怒之后，她想在苏联办一份美国化报纸的梦想，终于破灭。

    该报早期领导大都不能善终。首任主编维克多·瓦可索夫于1937年被斯大林下令枪决。一年后，副主编托维·阿克塞罗德因涉嫌恐怖破坏，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牢中被处决。1951年，鲍罗廷死在古拉格，其厄运，据信与他早年在中国国民党内的工作经历亦有关联。

    1948年，日丹诺夫得到报告，指证《莫斯科新闻》人员的民族构成：“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亚美尼亚人，23个犹太人，还有三个其他民族的人。”

    该报停刊的命运至此不可避免，直至赫鲁晓夫的解冻期方得以复刊。它大力对外，一度以12种语言，发行到140个国家。但此后30年内，苏联发生的所有有争议的事件，该报均视而不见，或做了与事实相反的报道。

    它偶有亮色，但极为稀见。1962年，该报刊登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然而时任主编、今年已经93岁的雅科夫·洛姆科回忆说，这样做并非出于勇气，而是对敌斗争的策略：把英译本印到报纸上，发遍世界，西方出版商或会觉得无利可图，而放弃此书的出版计划。

    “如果没有事实，新闻便什么都不是。它基于从事实得出结论的能力。”不久前，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的办公室内，洛姆科对《莫斯科新闻》说。他在此讲授新闻和国际关系。

    然而当年的同事回忆，洛姆科是个“暴君般”强硬的守旧路线执行者，1980年他被调离后，《莫斯科新闻》的版面上才逐渐有了事实。

    此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份报纸的创办人，早已与它毫无关系。

    “1949年2月，她被捕并被收监，”特雷西·斯特朗说，“她在俄国被疑为中国间谍，在中国被疑为美国间谍，而在美国，她受到国会委员会的传召，发现自己被标定为苏联间谍。她不是间谍，她是个革命者。”

    早在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访华，毛泽东在与她会见时，做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1958年，72岁的斯特朗女士决定从此定居中国，直至1970年病逝于北京。

    因为与“纸老虎”有着直接关系，在中国，她的名字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了许多年。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斯特朗文集》，收入其多部名作，包括《换了人间》、《千千万万中国人》、《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人类的五分之一》和《中国人征服中国》，但不包括她著名的《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俄国人1949年为什么逮捕我？——它可能与中国的关系》（三联书店，北京，1982）。

    今年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去世4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