咀嚼“无情”的追寻

    汪荣祖先生的《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一书，是对中国近代史事感怀下萌生的一本力作，亦是第一部中国人用英文撰写、叙述圆明园由胜至衰全貌的著作。该书英文版原名是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2001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美国研究图书馆权威期刊《选择》（Choice）评选为2001年度各学科最佳学术著作之一，随后由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繁体中文版，译者为钟志恒，汪荣祖本人审校译稿。2010年9月，外研社出版了《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以下简称《追寻》）的英汉双语版，并对中文译文作了详细的校订，对于想了解此书原文的读者来说，实乃善举。

    汪荣祖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见到荒凉的圆明园，即被荒烟蔓草间的断垣残瓦深深触动，此后开始关心圆明园的相关史料。1997年，《追寻》初稿写就，又经过一两年的反复修改、补充数据，终于成书。《追寻》中运用的第一手数据主要是典藏在两岸的中文档案，辅以外文数据，研究的主题则是圆明园本身。以往以圆明园为探讨对象的研究，多流于考订，在中国史领域向来被划归为“宫史”。汪氏此书虽以记叙为主，但研究涵盖的时间跨越百年，并在文字间处处流露出当代知识分子对于文明兴衰的关怀，无疑拓展了华人世界圆明园研究的格局。

寻觅前朝风流事

    汪氏对圆明园的“追寻”，可以用“建”、“住”、“毁”三部分来概括。

    首先，作者以细腻的文笔为读者勾画出圆明园的外观与内在的变迁。海淀北部地下泉源丰富，从金朝开始，就被统治者认为是修建“离宫”的佳地，明朝也有不少人在此买地修园。时至清康熙朝，皇帝也看中了这一片怡人的园林风光，在此修建畅春园作为休养之地，圆明园是在康熙四十年后开始修建，园林落成后康熙皇帝赏给了四皇子（日后的雍正皇帝）居住。

    接着呈现的画面是清朝皇帝居住在园中的生活情景。从雍正皇帝到咸丰皇帝，天子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摆布圆明园的景色，但最主要的扩建与经营者还是六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将杭州西湖十景与苏州园林的风格移建在圆明园，也是出于乾隆皇帝的喜好。相较于格局方正的皇城紫禁城，皇帝也更愿意在依山傍水的圆明园休息、处理政事。

    汪荣祖认为国外人士将清代的圆明园视作离宫、夏宫的说法并不正确，他提出圆明园是“清帝每年居住最久之地，自雍正起已是另一处听政之所”的看法。但事实上，满洲本为半农半渔猎的北方民族，与汉族传统并不一致。如辽朝帝王有“四时捺钵”的契丹游牧风俗，因此建有四时“行在”。在清朝的官方资料中，圆明园被归类在“行宫园囿”，同类的皇家园林有热河的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原是“行宫”规制的扩建，具有“宫”与“苑”的结合，既可休憩，亦可理朝听政。圆明园跟避暑山庄最大的不同在于：圆明园是满洲人深受汉族文化艺术吸引，企图仿效的艺术实践场所；避暑山庄则是满洲人为保存北方民族习性、关联蒙古等北方部落民族的重要据点。圆明园较其他园林胜出的，是它的艺术价值。此一皇家园林的艺术价值，为全世界共识。

琅玕散落谁人家

    “现代中国人不能忘记火烧圆明园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们把这座伟大的宫苑视为他们灿烂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却被外国入侵者恣意摧毁，他们对建筑奇观的失落感到悲伤。”英法联军的主帅额尔金（Lord Elgin，1811—1863）当时决定焚毁圆明园，主因就是深切了解清朝皇帝珍爱圆明园之深，故要焚毁它使皇帝无比痛心。额尔金不但达到使咸丰皇帝痛心的目的，也让往后的中国人痛心百年有余。

    尽管圆明园之毁肇因于兵火，但汪氏爬梳内阁档案，发现了圆明园和帝国的政治一起衰败的踪迹。早在英军入城前，圆明园的管理就存在着不少瑕疵。圆明园被烧毁后，还有不少器物与建筑遗迹残留，由同治皇帝独排众议，试图募款修复圆明园木造建筑的举措可以得知，当时圆明园的状况仍予人可以修复的期望。只不过朝廷财政的困难，八国联军再度的破坏，终使这个愿望成灰。

    外国军队的两次入侵，在圆明园附近居住的“园户”的偷盗行径，以及清室覆亡之后豪强恣意搬迁文物，都是圆明园进一步被摧毁的原因。身负汉奸之名的才子黄浚（1890—1937），亦曾对时人破坏圆明园的动作大为挞伐：“二十年来，圆明园故址，文础雕栏，暨于山石（中有艮岳之遗）为豪强攫取略尽。瞿兑之常言，京城道上，常见大车曳宫殿木材花石而过，不知所往。……余则谓，不有所废，其何以兴，废者可痛而非可痛。以殚力美艺之作，而悉供苟简涂附焉，若兴者悉如斯，乃真可痛者耳。”（见《花随人圣盦摭忆》）

    《追寻》中谈到的“最后的破坏”，事实上从1900年开始，持续了几十年。圆明园先毁于外国人之手，再逝于本国人之手。试推想，若是圆明园不为英国人所毁，今天会是什么面目？很可能的结果是，跟今天的紫禁城与颐和园一样，建筑空架犹存，瑰丽文宝则是四散他乡。

何必徒引伤心语

    圆明园三园虽不能说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巅峰，但其定然美好而令人眼花缭乱，比起圆明园的美好，当年的马戛尔尼更多纪录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停滞与不变。但帝王与工匠精心打造的圆明园，在文明强盛的英国人眼里还是非常吸引人的。刚踏进园中的法国军队，亦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法国所有的王室城堡，都顶不上个圆明园”的想法。（见《1860：圆明园大劫难》）

    马戛尔尼何其好运，能亲眼目睹在盛世的皇家园林。当时百姓无缘得见的美丽园林被焚烧，思之已经足够令人神伤，更何况是将荒芜的园林与国家的命运联想起来？在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包括清朝的遗民们）眼中，圆明园被毁，已不是爱新觉罗一家的事，而是一种近乎“国耻”的耻辱。许多热血的人，读到圆明园被烧、文物被夺、皇帝呕血、臣子伤心的文字，内心必然跟着起伏难定。然而，汪氏写作《追寻》一书，于卷首即说明此书以叙事为主，将圆明园的“起”、“兴”、“灭”沿线铺展，力求少带个人情感。唯汪氏本人亲自在圆明园遗址内多次考察地形，附上大量的图片与版画，花费三分之二篇幅对园林的“建”与“住”细致描写，徐徐展开，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图》，字里行间实可看出其对圆明园艺术建筑毁坏的深刻惋惜。

    汪氏想摆脱传统的“民族主义”情怀可以理解，毕竟从上世纪80年代起，研究或提到圆明园的中国学者，难免带着情绪，多少影响到史笔的客观。但自其选择的史料，可以看见明显的哀悼立场。文笔力求无情，又处处藏情，无疑是削弱了本书“史识”的力度。以作者多年对史学的浸淫，写出这样刻意回避个人情感的书籍，想来事出有因，不止一端。

    开卷一首七律，“名园失落伤心事，欲寄清吟旧梦飘”，如果已说明了作者渴望能以文字重画“圆明园”的蓝图，以此来弥补眼中残碎的记忆的深意，那么，读者在阅读此书的时候，也可以暂时先放下民族仇恨，跟着作者一笔笔勾画出的平面卷轴，走进那在想象世界里恣意展开的生动圆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