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洹上村的日子怎么过

    袁世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载沣一帮少壮派清贵刷了下来，这对一路顺风的他是多大的打击啊！多年来他一直苦心广结的人脉，这回看还是出现了结构性的缺陷：因为权重，因为和清贵中的元老派走得太近，被人家清贵少壮派锁定为“定点清除”对象。

    轰轰烈烈的事业戛然而止，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凭良心说这日子没法儿过了。纵观古今中外，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被撵下台后不久客死他乡，伊朗的巴列维郁闷后得了癌症而死……

    但是没法过，这日子也得过啊。

    袁世凯退隐的三年，基本上剥了他三层皮。他的生活也有三种过法。这可以从五姨太的话里琢磨出：

    回到河南彰德，大家都认为待不长，纳闷老爷为什么在洹河边上一气盖9个院落，又盖了压水亭和磨电房。园内洋槐垂柳，树阴蔽天，不可极望。老爷到哪都不忘对子女的教育，请了3名教师，教授英文、汉文和理化功课。第一年老爷还有些神魂颠倒，有时跪在慈禧太后像前，捶胸痛哭。第二年便时时自得其乐，穿蓑衣于湖边垂钓，一副闲云野鹤的样子，还请天津照相馆来洹河拍照。第三年来者大增，大多是老部下。老爷的干儿子段芝贵经常来往，带来京津土产和一架电影机，放映一些洋人跳舞、体育比赛、京剧片子    让老爷开心。一次老爷让我找出一件银丝猴皮袄，送给来访的陆军大臣荫昌。尤其武昌兵变以后，老爷一天比一天兴奋。

    这些话都是袁世凯死了很多年后才说的，没有什么功利性的因素，而且是五姨太和自己的大儿子克桓以及克桓的同学闲聊时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读了这段才知道，原来袁世凯也不是神，并没有早就算好了会来场辛亥革命，也不是早有预谋地就把家安在离京较近的洹上村。那些后人所谓的传记，大多是为了证明某些先入之见，或迎合当时的某种政治需要。

    用常识看历史，你会发现，其实袁世凯当时并没后人说的那么聪明。出于本能，他首先想的就是保命。所以，在河南卫辉和彰德的第一年，他惶惶不可终日，整天担心的是生命危险。情绪低落得一个人都不想见，一封像样的信也没回过。自己一个人老在那里解脱不了：想，想不通，想不通就流泪。流了泪，还是想不通，越想越委屈，人到伤心处就对着老主子慈禧太后的画像嚎啕大哭。这和文革时的老干部很相似，自己明明是热爱主席的，红卫兵说你是反对毛主席，要砸烂你的狗头。那个心绞痛啊，一点不比老袁此刻逊色。

    这些恰恰证明袁世凯当时并没有反骨，他还是无限热爱“大清国”的，最多有点儿清君侧的想法。同时也可看到老袁政治上很不成熟，不知道玩政治的残酷性。

    因为感到委屈，感到恨，感到为他人受过(为谁？为庆亲王奕匡力)，于是那一时，那一刻，袁世凯真有不如回家种红薯的颓废，所以他赌气也要在“洹河边上一气盖9个院落”。借此宣告：老子不跟你们玩了，我归隐了！

    归隐就那么好归隐？

    一旦没了权，集八大臣于一身的袁世凯就是“草民”一个。其实1909年，袁世凯连“草民”都不如，自己的命自己都说了不算，整天价人一见风就打哆嗦。

    就算没生命之忧，昔日朝堂上下呼风唤雨，何等威风，突然什么事儿都没了，搁谁谁都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比更年期还难熬，比“双规”还要命。所以五姨太说：“第一年老爷还有些神魂颠倒”。这是真实的。    

    第二年，从各方反馈来的消息是：袁老尽管放心，至少您老生命无恙。听了这话，袁世凯一下子轻松了一半。再说此时，老袁在洹上村又结交了一批当地的新朋友，如何兰芬、王锡彤、李时灿等。加之退隐后的家庭生活平添许多天伦之乐，兄弟相谐，父子共读，诸多以前不得不有割舍的乐趣慢慢地都释放出来了。

    最后是人在乡间，对慢节奏闲情逸致的田园生活也渐渐地适应了。这时的他和最要好的三兄袁世廉相聚了：哥俩一杯浊酒喜相逢，天马行空地说着地道的中原雅音，亲切极了。去他娘的谨小慎微，这些年官场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的话这会儿都和自己的三哥掏了心窝子。对袁世凯来说除了权和钱，这些年哪有这么淋漓痛快过。所以这时候的袁世凯在五姨太的眼里：“一副闲云野鹤的样子。”而且是一只亢奋的野鹤。人这种动物大概还没进化完，一高兴就想炫耀。此时的袁世凯特别想炫给大家看看，所以他高薪请来了天津的大牌摄影师，一口气拍了“渔、樵、耕、读”四组照片。这四组照片是老袁的呐喊，是他的宣言，是他的“二月逆流”。

    唉，人的秉性真是泰山也难移。您老当时怎么被人打回老家的？不就是得势不饶人，1906年到1908年那阵，您老飞扬跋扈，挤兑人家不说，还以立宪派领袖自居想成立责任内阁。什么责任内阁？在载沣等人看来就是狼子野心，“篡党夺权”。结果被人联合起来给做了。

    做人还是应该低调点儿！

    可袁世凯偏不低调，逢上过年或过生日，他还请来北京京剧界名角如谭鑫培、王瑶卿、王晦芳、杨小朵等来唱堂会，好不热闹。

    这种悠闲又嬉闹的生活深深地感染了袁世凯，以至后来到中南海居仁堂里他仍保持着：“每日公余到晚间，袁率全家人口逛花园，进晚餐，与在洹上村时情形相同。” (徐正伦语)

    到了第三年，那帮清贵少壮派组成的清廷，慢慢地显出能力低下的毛病。所以，慢慢地留在位子上的袁党老部下开始想老领导了，思念以前的“革命路线”了。开始一两个人偶然路过，参见参见，拜访拜访，后来大家成群结队地找上门来。老战友、老部下聚会是个什么样子，大家可想而知。

    这中间当然有一个摄政王载沣默许的前提。载沣家的兄弟仨并不恨袁世凯本人，载涛还和袁世凯一同视察过新军训练，你想袁世凯会不利用这个机会，极力讨好载涛？他们恨的是重兵在握的袁世凯，飞扬跋扈的宪政派领袖袁世凯。现在袁世凯老实了，军权也没了，老乡一个。奉命前去护卫实则监视的袁得亮被袁世凯的糖衣炮弹拉下了水，不但没有实情报告中央，还替袁说好话，甚至还把北京的肃亲王派密探到河南的消息漏给“同宗”的袁世凯。

    警报解除了。这时候那些清贵似乎自己都在做反省，有点儿于心不忍，是不是当时对人家老袁太狠了。毛泽东后来重新启用“二月逆流”的老帅，就有这个意思。历史往往是相通的，读不明白就拿自己亲生经历过的历史来想象。这叫用常识看历史。要知道我们和百年前的人在生物基因上几乎没有任何两样。将心比心，人心都是肉长的。

    这么一想首先就解决了最近史学界争论的洹上村电报房到底有没有的问题。

潜伏在洹上村里的“电报房”

    以前都说袁世凯退而不休，私设电报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联络部下，待机谋反。广州的骆宝善先生以严谨的推理说：“NO。”其理由，一是私设电报房，在那会儿不容易也不容许。二是袁克文说当时设一二人，只是去彰德商业电报房取电报纸的。可是，最近有人从1911年一些回忆录里证明确有私设电报房的事儿。

    笔者以为，我们大家都忘记了主席的谆谆教导：事物是运动的，事物是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的。而袁世凯的洹上村那三年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第一年，袁世凯没有设电报房的必要，因为他自己还没缓过气来，顾不上这些锦上添花的事儿。偶然有事，应该是采取袁克文在其《辛丙秘苑》中记述的，养寿园并无电报房，只有管理文电的“司电报者”。这个时候设电报房，大大的犯忌，正好坐实了载沣他们的怀疑。袁世凯连这点政治觉悟都没有，就不配享用“窃国大盗”四个金光灿灿的大字。

    所以第一年，1909年，袁府对外联络的电报应该是通过彰德的电报局“透明”收发的。

    第三年，1911年就难说了。

    1911年的那个冬天，全中国期盼的眼光都聚焦在河南彰德府的洹上村。何止中国，应该说是全世界的人都对这个不足300亩的庄园投入了关注的目光。经过辛亥革命半个月的折腾，袁世凯的名字被所有的人搬到桌面上来议论了。革命党人、清廷、洋人、北京大街上的旗人，各色人等都在暗地里提到一个已被剥夺了所有权力的退隐老人的名字。各种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里，似乎都给这位洹上村逍遥自在的垂钓老翁留出了一个位置。可偏偏这时候老袁来劲了，他在那里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不给组织上一个准信儿。战场形势一日三变，这时的政府决策层、新闻界、列强，都有洹上村信息饥饿症。这时候就是袁不设电报房，估计摄政王载沣也要给他设一个(载沣连自己的位子都肯腾出来让袁世凯上，还有什么不能答应的)。这首先为的是政府方面方便，而且可以冠冕堂皇地对外说，为的是军事上咨询有过丰富斗争经验的袁将军，以便他发挥老干部的余热。

    再说那会儿科技也是一日千里。查1911年，民间的电报业务在大清国已经很普遍了，以至于该年四月上海电政局不得不移至清国首都北京，成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电政总局”。所以1911年为老袁装个电报，可能就跟1980年代普通家庭装个电话的难易程度差不多。再不行，于那样的形势下，袁世凯的部下也敢自作主张，从军队里调一台电报收发机给老领导用。如果上面问下来就说：对敌斗争的需要。

    这么想就和陆军部秘书科长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旧历)随同陆军大臣荫昌南下征讨武昌兵变时，在洹上村看到的情景吻合了：“路过院中，见某室挂有电报处牌子，机声嗒嗒，聆之甚晰。”至于后面那句：“其时袁尚系罢斥在籍之人，而仍有此种不应有之设备，盖各方面电报消息，此三年中固无一日之隔阂也。”是这位秘书科长的推断，说明不了什么。至于军法处处长丁士源记载宪兵报告：“袁家有电报房。天津制台衙门电报生厉姓者，司电报之事。丁询曰：电线是否接通铁路京汉局电线。宪兵曰：然。丁即令秘书官恽宝惠注意。因京汉路有二线：一为直达北京；一为各站联络之普通线。故行营电报挂线时，必须两线均挂。致北京电，须用直线。恽曰：知之矣。”这更加说明，这个时候军部和有关单位已经和袁世凯成功地开辟了第二条便捷的沟通渠道。

    所以说，此一时，彼一时。时代在变，载沣在变，老袁也在变。只能说老袁命好，终于让他借辛亥革命之机，等到了一个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

（本文摘自《绝版袁世凯》，张社生著，文汇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定价：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