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华民族精英“放眼看世界”,向世界寻求古老中国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灵丹妙药,涌现出一大批中国主题的经典著述。我们今天阅读这些中文著述的时候,仍然深为字里行间所蕴藏的缜密的考据、深刻的学理、世界的视野和济世的情怀所感动;但往往会忽略:这些著述最初是用英文写就,我们耳熟能详的中文文本是英文文本的译本,这些著述原初的英文文本在海外学术界和文化界也享有着崇高的声誉。
比如,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以幽默风趣的笔调和睿智流畅的语言,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生活情趣和中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娓娓道来,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林语堂也以其中国主题系列作品赢得世界文坛的尊重,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再比如,梁思成在抗战的烽火中以英文写就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文稿,经其挚友费慰梅女士(Wilma C.Fairbank)等人的奔走和努力,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于1984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获得美国出版联合会颁发的“专业暨学术书籍金奖”;又比如,1939年,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以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为名在英国劳特利奇书局(Routledge)出版,后以《江村经济》作为中译本书名——《江村经济》使得靠桑蚕为生的“开弦弓村”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成为国际社会学界研究中国农村的首选之地。
此外,一些中国主题的经典人文社科作品经海外汉学家和中国学者的如椽译笔,在英语世界也深受读者喜爱。比如,艾恺(Guy S. Alitto)将他1980年用中文访问梁漱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译成英文(Has Man a Future?—Dialogues with the last Confucian),备受海内外读者关注;此类作品还有徐中约英译的梁启超著作《清代学术概论》、狄百瑞(W.T.de Bary)英译的黄宗羲著作《明夷待访录》,等等。
有鉴于此,外研社人文社科出版分社于近日推出“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英汉对照全新呈现(第一辑7种新书,已出版梁漱溟、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即将出版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和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士绅》)。
博雅,乃是该系列出版立意。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得以提倡,旨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提高人文素质,培养健康人格,中国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亦有此功用。
双语,乃是该系列的出版形式。英汉双语对照的形式,既同时满足了英语学习者和汉语学习者通过阅读中国主题博雅读物提高英语和汉语能力的需求;又以中英双语思维、构架和写作的形式予后世学人以启迪——维特根斯坦有云:“语言的边界,乃是世界的边界”,诚哉斯言。
名家,乃是该系列作者群体。涵盖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考古学、人类学、建筑学等领域,皆海内外名家一时之选。
名作,乃是该系列入选标准。系列中的各部作品都是经过时间的积淀、市场的检验和读者的鉴别而呈现的经典,正如卡尔维诺对“经典”的定义:经典并非你正在读的书,而是你正在重读的书。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一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范式。秉着“记载人类文明、沟通世界文化”的出版理念,外研社推出“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既希望能够在中国人创作的和以中国为主题的博雅英文文献领域“整理国故”,亦希望在和平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为“再造文明”,为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聊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