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互动”新空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当代文学风光无限的最后一段好日子。文学担当了社会进步的先驱与前锋，诉说苦难、清理历史、反思人性，文学承载着真理与希望，成为阅读者唯一的情感出口与精神出路。作家承袭了“社会良心”的传统使命，试图以文学“干预生活”。刊物每有一部思想激进、构思新颖的作品发表，城乡呼应众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新时期十年，是一次罕见的文学狂欢，也是中国“百年孤独”的近代史上，文学与社会成功“互动”的巅峰期，或可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互动”的典范。然而，风停雨过，那个时期的特殊使命一旦结束，“互动”迅速开始消退。自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逐渐步入商业时代，由于信息社会外部条件的改变、中国体制的种种局限、作家自身“动力”的不足、读者兴趣的多样化——文学与社会的密切“互动”终是风光不再，呈现出另一番迷离错杂的景象。

    新世纪十年，从表象看，中国当代文学在数量和规模上并没有缩减，每年仍然有上千部纸质长篇小说正式出版，畅销小说排行榜受人关注，各种书展上的作家签名活动、各类官方与民间的文学评奖活动、作品研讨会持续不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队伍每年都在扩大，新锐作者的文学水准起点颇高，文坛依然众说纷纭、众声喧哗。

    但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家们的积极“行动”，大多是作家的“自我运动”；纸质图书进入流通渠道之后，流速大大缓慢甚至停滞“不动”，引发读者强烈共鸣的几率大大减低；文学与社会“互动”的环节，似乎在此开裂、脱扣了。

    我们来看看“社会”那方面的情形：

    在官方正统的文学主流之外，青春文学刊物例如《最小说》等，拥有数量巨多的读者FANS，他们痴迷于小说中的人物和细节，为其欢笑哭泣寝食难安。阅读者就像纸页上的标点符号，与作品同生共死。他们排斥父母拒绝老师及教科书上的说教，渴望从同代人的作品中获取理解。每一本刊物或是新书出版，都像是举办一场盛大的PARTY。作者或是写手，大多是潮流的追随者，不再有居高临下引领大众的雄心，因此，青春的“互动”带有更多的平等意味。

    还有习惯被我们称之为“网络文学”的写作。

    中国也许是世界上互联网扩散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是网络文学最发达最火爆、写手与受众的数量最大的国家。以盛大文学公司为标志的各大文学网站，创造了规模化经营的成熟商业模式。文学网站各类悬疑、奇幻、穿越、推理，或是历史、职场、爱情小说，以每天上亿个汉字的总量上传刷新。网上写作的人数如此之多，中国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全民写作”的国度。只要作品获得相当的点击量，网友们的感言与反馈、褒扬或贬斥——巨量的跟帖随之而来。尽管大多数作品带有取悦大众的娱乐性，它们在被读者贪婪地吞噬之后，又原封不动地被排泄出去。然而，网络上人所拥有的言说自由，正在逐渐消解职业作家以往的权威性。最新的电子书产品，相当于一座规模宏大的图书馆，文本阅读均可借助网络下载完成。一部新作诞生后，可在第一时间里在网上被公开评论或讨论、读者用手指和文字行动，每个人既是阅读者也是写作者。博客兴起之后，很多著名的网络作家，都有自己固定的读者群，他们在博客上适时发布自己的新作消息和个人生活图片、更新日记并回答网友的问题……互联网时代，只要你愿意，作者和读者几乎好像同室而居或是比邻而居。读者发现了自己喜爱的作品，会主动在网上转贴；读者甚至会建议作者，故事情节应当怎样发展或改写……

    互联网时代无情而彻底地打破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传统沟壑，一个疆界模糊、相互融合的读写空间，已被整体“位移”。在汉语中，互联网的“互”字，恰恰和“互动”的“互”是同一个字。这意味着，互联网的普及，已经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互动”读写模式，它超越了我们以往的经验，彻底更新了文学与社会原有的“互动”方式，形成了参与、质疑、解构、修正的新“气场”。

    综上所述，这个全新的互动时代，大体以如下步骤运行：

    作品与媒体的互动——商品经济时代，报刊网络的全媒体集结运作是互动的宽大平台。出版机构以媒体的强力推介作为先头部队，控制话语权。谁率先占领媒体的制高点，谁就能赢得读者的眼球。

    作品与市场的互动——媒体的预热之后，文化市场以其敏锐的嗅觉迅速行动，建立在商业利益上的市场运作，以各种促销手段推波助澜，迎合并率领大众口味，刺激读者的购买欲望。

    作品与读者的互动——在媒体与市场之外，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读者的口碑，那些口口相传、不胫而走的新作，大多是被读者所推动的。反馈通常以持续不断的争论出现，那些越是具有挑战性的作品，读者的意见越是趋于两个极端。对作品的思想观念和艺术审美价值，不同的读者可持有截然对立的意见，这一点在网上表现得尤其激烈。一部书若是不能引发争论，单向的躁动无法构成“互动”。

    作品与批评界的互动——这其实是“互动”最核心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界对那些有创意的新作品，往往反应迟缓犹疑不决。它排斥、鄙视读者的趣味，漠视市场的动态。因而学界的褒贬常常引起适得其反的效果，引发读者对批评的“反动”、对学者的反批评。一旦进入到这个层面，“互动”才有深度的震憾。

    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译成各种外文，开始向世界各地移动，进入国际图书市场。

    因此，新世纪文学与社会的互动之新，具有以下特征：由纸面的显性反应，转为网络的匿名交流和隐性反馈；由习惯性的集体思维和集体意志，变为个体的、深层的思考独立；各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与个人，选择各自钟情的文学作品，各行其是，各有各的互动对象与互动方式；作家由高高在上的“导师”，变为平起平坐的“同学”，读写关系变得平等。

    在今天这个时代，若是偶有一部作品，受到了中国各阶层读者的强烈关注，多半是因为作品切中了当下中国现实的“命脉”，它表现个人尊严、价值、权利、梦想、创造力、爱与责任……可惜，这种具有独立精神的作品，在中国的文学土壤中，生长得极其艰难。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是欧洲公民社会的基石。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越来越多样的“互动”形式中，在更多的读者擅长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参与行为中，我们看到了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希望。

    然而，在这个通讯与交流越来越便捷的信息时代，我却时常感到迷茫和无奈。有人说，当下的文学现状是：“有文学没社会，有社会不文学”——意即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与社会影响力不可兼得。那么，“互动”在当下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那些引起强烈社会共鸣的作品，是否必然以损伤文学品质为代价？我们究竟如何选择个人的文学理想？尽管，如今我早已跨越了热衷于“互动”的年龄段，折返到超然物外，听其自然的状态。然而，一个写作者，是否真能对读者的“不动”无动于衷？面对这个天灾频发、人祸潜行的时代，我们是否真能沉醉于编织美妙的文学词句，而对复杂的社会转型“我心岿然不动”？这也许是今天的中外写作者，所共同面临的尴尬境遇。

    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呼应哈金的理念：一个写作者，若是能够获得更多的“理想读者”，那是我们的福分。

    其实，在东西方的历史和版图上，文学从未有过固定的领地。在不断漂移和重组的大陆板块挤压下，如今只剩下最后一块栖息地——它藏身于人的心灵深处，仅占据一个很小的角落。问题在于，我们这些写作者，还有没有为他者“动心”“动情”的动力和能力。

（2010年9月在哈佛大学“中美作家论坛”上的讲演，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