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记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懒懒地散步于安定门外蒋宅口一带，发现街边一一家私营小书店，有一搭没一搭地迈进去，店面很窄，陈列的书不多，瞥来瞥去，净是些纯粹消遣消闲的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过终于发现有一格塞着些文学书，其中有一本是《黄金时代》，“又是教人如何‘日进斗金’的‘发财经’吧？怎么搁在了这里？”顺手抽出，随便一翻，才知确是小说，作者署名王小波。书里是几个中篇小说，头一篇即《黄金时代》。我试着读了一页，呀，竟欲罢不能，就那么着，站在书架前，一口气把它读完。我要买下那书，却懊丧地发现自己出来时并未揣上钱包。从书店往家走，还回味着读过的文字。多年来没有这样的阅读快感了。我无法评论。只觉得心灵受到冲击。那文字的语感，或者说叙述方式，真太好了。似乎漫不经心，其实深具功力。人性，人性，人性，这是我一直寄望于文学，也是自己写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橥的，没想到这位王小波在似乎并未刻意用力的情况下，“毫无心肝”给书写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故事之外，似乎什么也没说，又似乎说了太多太多。

    也不是完全没听说过王小波。我从那以前的好几年起，就基本上再不参加文学界的种种活动，但也还经常联系着几位年轻的作家、评论家，他们有时会跟我说起他们参加种种活动的见闻，其中就提到过“还有王小波，他总是闷坐一边，很少发言”。因此，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王小波是一个“写小说的业余作者”。

    真没想到这位“业余作者”的小说《黄金时代》如此“专业”，震了！盖了帽了！必须刮目相看。

    那天晚饭后，忽来兴致，打了一圈电话，接电话的人都很惊讶，因为我的主题是：“你能告诉我联系王小波的电话号码吗？”广种薄收的结果是，其中一位告诉了我一个号码：“不过我从没打过，你试试吧。”

    那时候还没有“粉丝”的称谓，现在想起来，我的作为，实在堪称“王小波的超级粉丝”。

    我迫不及待地拨了那个得来不易的电话号码。那边是一个懒懒的声音：“谁啊？”

    我报上姓名。那边依然懒懒的：“唔。”

    我应该怎么介绍自己？《班主任》的作者？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钟鼓楼》的作者？《人民文学》杂志前主编？他难道会没听说过我这么个人吗？我想他不至于清高到那般程度。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看了《黄金时代》，想认识你，跟你聊聊。”

    他居然还是懒洋洋的：“好吧。”语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传递过来的信息却令我欣慰。

    我就问他第二天下午有没有时间，他说有，我就告诉他我住在哪里，下午三点半希望他来。

    第二天下午他基本准时，到了我家。坦白地说，乍见到他，把我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那么高，都站着，我得仰头跟他说话。请他坐到沙发上后，面对着他，不客气地说，觉得丑，而且丑相中还带有些凶样。

    可是一开始对话，我就越来越感受到他的丰富多彩。开头，觉得他憨厚，再一会儿，感受到他的睿智，两杯茶过后，竟觉得他越看越顺眼，那也许是因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优美的灵魂。

    我把在小书店立读《黄金时代》的情形讲给他听，提及因为没带钱所以没买下那本书，书里其他几篇都还没来得及读哩。说着我注意到他手里一直拎着一个最简陋的薄薄的透明塑料袋，里面正是一本《黄金时代》。我问：“是带给我的吗？”他就掏出来递给我，我一翻：“怎么，都不给我签上名？”我找来笔递过去，他也就在扉页上给我签了名。我拍着那书告诉他：“你写得实在好。不可以这样好！你让我嫉妒！”

    从表情上看，他很重视我的嫉妒。

    我已经不记得随后又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渐渐地，从我说得多，到他说得多。确实投机。我真地有个新“谈伴”了。他也会把我当作一个“谈伴”吗？

    眼见天色转暗，到吃饭的时候了，我邀他到楼下附近一家小餐馆吃饭，他允诺，于是我们一起下楼。

    楼下不远那个三星餐厅，我现在写下它的字号，绝无代为广告之嫌，因为它早已关张，但是这家小小的餐厅，却会永远嵌在我的人生记忆之中，也不光是因为和王小波在那里喝过酒畅谈过，还有其他一些朋友，包括来自海外的，我都曾邀他们在那里小酌。

    记得我和王小波头一次到三星餐厅喝酒吃餐，选了里头一张靠犄角的餐桌，我们面对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最大众化的牛栏山二锅头，还有若干凉菜和热菜，其中自然少不了厨师最拿手的干烧鱼，一边乱侃一边对酌起来。我不知道王小波为什么能跟我聊得那么欢。我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那一年我54岁，他比我小10岁。我自己也很惊异，我跟他哪来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就交谈的实质而言，我们双方多半是在陈述并不共同的想法。但我们双方偏都听得进对方的“不和谐音”，甚至还越听越感觉兴趣盎然。我们并没有多少争论。他的语速，近乎慢条斯理，但语言链却非常坚韧。他的幽默全是软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会变得格外温和，我心中暗想，乍见他时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么竟被交谈化解为蔼然可亲了呢？

    那一晚我们喝得吃得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地点。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微醺中，我忽然发现熟悉的厨师站到我身边，弯下腰望我。我才惊醒过来——原来是在饭馆里呀！我问：“几点了？”厨师指指墙上的挂钟，呀，过十一点了！再环顾周围，其他顾客早无踪影，厅堂里一些桌椅已然拼成临时床铺，有的上面已经搬来了被褥——人家早该打烊，困倦的小伙子们正耐住性子等待我们结束神侃离去好睡个痛快觉呢！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账，王小波也就站起来。

    出了餐厅，夜风吹到身上，凉意沁人。我望望王小波，问他：“你穿得够吗？你还赶得上末班车吗？”他淡淡地说：“太不是问题。我流浪惯了。”我又问：“我们还能一起喝酒吗？如果我再给你打电话？”他点头：“那当然。”我们也没有握手，他就转身离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凉。我望着他背影有半分钟，他没有回头张望。回到家里，我沏一杯乌龙茶，坐在灯下慢慢呷着，感到十分满足。这一天我没有白过，我多了一个“谈伴”，无所谓受益不受益，甚至可以说并无特别收获，但一个生命在与另一个生命的随意的、绝无功利的交谈中，觉得舒畅，感到愉快，这命运的赐予，不就应该合掌感激吗？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不但把《黄金时代》整本书细读了，也自己到书店买了能买到的王小波其他著作，那时候他陆续在某些报纸副刊上发表随笔，我遇上必读。坦白地说，以后的阅读，再没有产生出头次立读《黄金时代》时那样的惊诧与钦佩。但我没有资格说“他最好的作品到头来还是《黄金时代》”，而且，我更没有什么资格要求他“越写越好”，他随便去写，我随便地读，各随其便，这是人与人之间能以成为“谈伴”即朋友的最关键的条件。

    我又打电话约王小波来喝酒，他又来了。我们仍旧有聊不尽的话题。

    王小波喜欢有深度的交谈。所谓深度，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坦率地把长时间思考而始终不能释然的心结，陈述出来，听取谈伴那往往是“牛蹄子，两瓣子”的歧见怪论，纵使到头来未必得到启发，也还是会因为心灵的良性碰撞而欣喜。记得我们两个对酌时，谈到宗教信仰的问题。我说到那时为止，我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很尊重，但无论哪一种，也都还没有皈依的冲动。不过，相对而言，《圣经》是吸引人的，也许，基督教的感召力毕竟要大些？他就问我：“既然读过《圣经》，那么，你对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又分明复活的记载，能从心底里相信吗？”我说：“愿意相信，但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怎么相信。”他就说：“这是许多中国人不能真正皈依基督教的关键。一般中国人更相信轮回，就是人死了，他会托生为别的，也许是某种动物，也许还是人，但即使托生为人，也还需要从婴儿重新发育一遍——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嘛！”我说：“基督是主的儿子，是主的使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但他具有人的形态。他死而复活，不需要把那以前的生命重来一遍。这样的记载确实与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记载的生命现象差别很大。”我们就这样饶有兴味地聊了好久。

    王小波留学美国时，在匹兹堡大学从学于许倬云教授攻硕士学位，他说他对许导师十分佩服，许教授有残疾，双手畸形，王小波比划给我看，说许导师精神上的健美给予了他宝贵的滋养。王小波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但是到头来他毅然辞去教职，选择了自由写作。想起有的人把他称为“业余作者”，不禁哑然失笑。难道所有不在作家协会编制里的写作者就都该称为“业余作者”吗？其实我见到王小波时，他是一个真正的专业作家。他别的事基本上全不干，就是热衷于写作。他跟我说起正想进行跟《黄金时代》迥异的文本实验，讲了关于《红拂夜奔》和《万寿寺》的写作心得，听来似乎十分的“脱离现实”，但我理解，那其实是他心灵对现实的特殊解读。他强调文学应该是有趣的，理性应该寓于漫不经心的“童言”里。

    那时候王小波发表作品已经不甚困难，但靠写作生存，显然仍会拮据。我说反正你有李银河为后盾，他说他也还有别的谋生手段，他有开载重车的驾照，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上路挣钱。

    1997年初春，大约下午两点，我照例打电话约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他回答说：“不行了，中午老同学聚会，喝高了，现在头还在疼，晚上没法跟你喝了。”我没大在意，嘱咐了一句：“你还是注意别喝高了好。”也就算了。

    大约一周以后，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很生，称是“王小波的哥儿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我本能地反应是：“玩笑可不能这样开呀！”但那竟是事实。李银河去英国后，王小波一个人独居。他去世那夜，有邻居听见他在屋里大喊了一声。总之，当人们打开他的房门以后，发现他已经僵硬。医学鉴定他是猝死于心肌梗塞。王小波也是“大院里的孩子”，他是在教育部的宿舍大院里长大的，大院里的同龄人即使后来各奔西东，也始终保持着联系。为他操办后事的大院“哥儿们”发现，在王小波电话机旁遗留下的号码本里，记录着我的名字和号码，所以他们打来电话：“没想到小波跟您走得这么近。”

    骤然失去王小波这样一个“谈伴”，我的悲痛难以用语言表达。

    以我和王小波的接触，我的印象是，他一点也不卑微，他不谦卑，也不谦虚，当然，他也不狂傲，他是一个内向的，平和的，对自己平等，对他人也平等的，灵魂丰富多彩的，特立独行的写作者。他之所以应邀参加一些文学杂志编辑部召集的讨论会，微笑着默默地坐在一隅，并不是谦卑地期待着官方评论家或学院专家的“首肯”，那只不过是他参与社会、体味人生百态的方式之一。他对商业社会的看法从不用愤激、反讽的声调表述，在我们交谈中涉及到这个话题时，他以幽默的角度表达出对历史进程的“看穿”，常令我有醍醐灌顶的快感。

    面对着我在五塔寺的水彩写生，那银杏树里仿佛浮现出王小波的面容，我忍不住轻轻召唤：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本文摘自《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画》，刘心武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定价：2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