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郁达夫的“自我暴露”

 1

    在郁达夫研究中，关于郁氏“自我暴露”的文学，一直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一种是表现在以早期小说集《沉沦》为代表的作品评价上，公认郁达夫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我暴露”的先河，“自我暴露”标志着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异的存在。郭沫若六十年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封建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论郁达夫》）此语一针见血，影响甚大。最近读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大陆译本，那样苛刻的眼光，也依然给郁氏“自我暴露”以很高的评价：“郁达夫在初期，是特别重要的作家，因为惟有他敢用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种写法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可惜后来学他的人……却谁也没有他那样老实和认真的态度。”夏公此论深刻而公允，别有见地。试观郁氏之后直到当下，世事迭变，花样翻新，一些男女写手的“自我暴露”较郁氏更为大胆者多有，但谁个可与郁氏文学上的成就比肩？所缺者关键是夏公所指那种人格心灵的境界：一曰“老实和认真”；二曰“扩大了心理和道德描写的范围”。

    另一种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在评述“郁王之恋”和郁氏晚期重要作品《毁家诗纪》问题上，对郁达夫“自我暴露”的贬损。此种倾向为时已久，至今不衰。较早提出这样的批评观点且影响较大的，竟也是郭沫若先生，他说：“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却偏偏要外扬。”（《论郁达夫》）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谈到“郁王之恋”，有些研究者也还在指责郁达夫，说“他却改不了‘自我暴露’的习惯”，是“男子中心主义的污秽气”云云。

    看来，在堂而皇之的文学史上，郁氏早期的“自我暴露”，已经有了应得的评价了。但一涉及婚变问题，却多有啧啧之言。那么，“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中的郁达夫，“自我暴露”变成一种“病态”了吗？那仅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应当“改掉”的“习惯”吗？是不是同样的“自我暴露”在郁氏身上，后来变了味呢？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从郁达夫早期小说到他后期婚变的“自我暴露”，就其为人为文的大端着眼，那都是一脉相承的——通过自叙传式的浪漫主义抒情独白，在暴露了自己人性中一切善与恶的同时，也表明了郁达夫这个人从里到外，“正是一个独立性格、自主意识和坚持自身人的价值的人”。（贾植芳语）这是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的信条，也正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一种很难得的精神品格。这些，通过郁氏的“自我暴露”，不仅在前期的小说中，也在后期“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中，不同程度地或者曲折地表现了出来。

2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我们要回到“郁王婚变”上来。在郁达夫和王映霞婚恋中，有一个第三者许绍棣插足其间，沸沸扬扬，谁人不晓？正是许某的插足，导致了郁王的毁家。前者是因，后者是果。避而不谈入室作恶的强盗，却揪住被害者反抗的“举动”不放，说那是“成了病态”，是“习惯不改”，是“男子中心主义”，这算哪一家的逻辑？那个厅长许君绍棣，先之以与他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郁达夫等人；继之以偷得郁氏之妻，而且又是在郁氏老母被日机轰炸而死的时候，又是在抗战初起、国土大片沦丧的时候。国破家欲亡之际，面对一个党国的党棍如此行恶，一个人怎能咽下这口气？没有那几封撕碎了的许某给王氏的情书，何来郁氏批量影印“分发证据”？没有“碧湖之夜”一类事，王氏又扔下老小不辞而别，哪来郁氏“寻人启事”？没有郁氏好端端家庭被毁的悲剧，何来《毁家诗纪》？如果说六十年前，郁王婚恋内幕若明若暗之时，郭氏说了那样的话，尚有历史局限性原因；在“郁王婚变”已大白于天下的今日，仍重复郭氏之论，把罪责加在郁氏“自我暴露”身上，则很不应该。

    有人说：能过则过，过不了就散，你郁氏又何必这样“自我暴露”，“家丑偏偏要外扬”，弄出这么大响动呢？这是人们批评郁氏的又一个说辞。这话貌似有理，也合乎“人之常情”，更投合国人“爱面子”、“和为贵”的普遍心理。大多数人也是会这样去处理问题的，比如徐志摩之于陆小曼，甚至有人会就此对比，赞扬徐的宽容，批评郁之狭窄。其实，深入分析，却也并不尽然。郁风在谈《毁家诗纪》时曾说到郁氏一个重要特点：“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的火焰便掩盖一切，什么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全都不在话下了。”（见《盖棺论定的晚期》）特立独行之人，必做特立独行之事，郁就是这样一个旷世的特立独行之人。不然，他怎会那般轰轰烈烈去追求王映霞？现在，和王氏就这么分手吗？他太爱她了，太在乎她了，办不到。就这么忍受着，睁一眼闭一眼过下去吗？他的性格气质更办不到。于是，郁达夫在又爱又恨又想离又不忍的火焰中，撑持着痛苦着煎熬着呼叫着发泄着过了三四年。只有发泄，他心里才能取得一时的平静。此时，他始终的浓爱包裹着他的映霞；他恨的毒雾又折磨着他的映霞，那真就是一把双刃剑了。于是就有了那些“自我暴露”的“举动”，有了震惊世人的《毁家诗纪》。也因此，我们后人才会透过郁氏“自我暴露”，在近乎违背常情的纷乱现象和乖张文字中，看见真与假、爱与恨、善与恶、痛怆与无奈、人性的变异和扭曲……看见一颗鲜活透明的心！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代代读者喜欢郁达夫的重要原因吧？所以，惊异也罢，怪责也罢，归根结底，郁达夫在与王映霞婚恋中的“自我暴露”，又何错之有？这与宽容、狭窄无关，更与“大男子主义”和“习惯”无涉。性也，情也，势也，人格也。

    还有，“自我暴露”，似可分为文学作品中的与平时为人为事个人话语行动中的两种吧？果如是，对郁氏重要文学作品中的多有肯定，而对其生活中的或有批评，这也是正常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还是到处暴露自己的郁达夫？例如，郁氏流亡到苏门答腊，一个偶然机会暴露了自己的日语特长，给自己引来了许多后患。还有一次，郁碰上了那个向日本人揭发自己身份的小走狗洪某人，上去就把他从车上拽下，扇了他几个耳光斥曰：“让你再去告我的密！”这样的“自我暴露”，也只能是郁达夫才会有的作为，天真、冲动得让人担心。同样，郁的“自我暴露”又必然会加剧郁王感情的分离，这也是不言而喻却又没办法的事情。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生活中与文学作品中的郁达夫是高度统一的。都说“文如其人”，实际上，几多作家能真正“文如其人”？郁达夫还真就是这样一个作家。自己掘地三尺，把自己弱点完全展示给人看的，郁达夫正是这样一个人。

3

    我们民族历史文化中一个特殊的“国情”，就是在教化上推崇儒家“内敛型人格”的价值取向，所以，“自我压缩”也就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循循相因的常态，甚至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自我压缩”的人格是与张扬个性、尊重个体的“自我暴露”型人格针锋相对的，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暴露”又是鲜见的。它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表达方式和作家风格，那更是作家主体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体现。很可惜，研究家们或许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以此考量，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最缺失的不就是这种作家的主体意识吗？即在现代文学史上，五四那些大作家身上，从人与文全面评估，大概也只有鲁迅及郁达夫等几人，当得起吧？所以，愚以为，直到现今，我们的文学史对郁达夫“自我暴露”的实质性评价，也还没有达到一个应有的高度，就更不用说对其“自我暴露”的种种误解了。

    这也就难怪，九十年前青年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出版石破天惊；同样，也难怪，七十年前“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的发表，又一个石破天惊。当然，我们更不会忘记，抗日圣战中，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在只能听命于自己心灵指令的时刻，他以打着鲜明个性印记的独特方式，进行了一场一个人的抗战，终于在65年前，惨死天涯孤岛，留下了国人半个多世纪的悬念。那是他“自我暴露”的最后一次闪光，是他道德人格的最后自我完成，也是他最后一次石破天惊。是的，他曾经醇酒妇人，他曾经低回沉迷，但终其一生，坦坦荡荡，磊磊落落，其重大关节处（包括声明退出“左联”），哪一次“自我暴露”不可圈可点，甚至可歌可泣？即如那部毁誉交加的《毁家诗纪》，认真剖露遭遇第三者迫害，感情流变到了至深之处，国破之恨、毁家之痛凝注于笔端，文笔情思又那般卓然不群者，实不多见。如果对之进行认真分析鉴赏，不能不承认那是郁达夫留给我们的至今无可替代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