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测当代文学潮汐的“雷达”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十楼会议室，雷达有一个几乎固定的位置，即主席台右手的头个座位。多数研讨会步入专家讨论的正题时，雷达总是第一个发言。真诚坦率，又视野开阔，雷达的评论实实在在，不掺一点儿水分。而这不动声色背后，却是他几十年阅读与写作的积累。

    近年来，雷达的大部头作品一部接一部：他参与撰写并主编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以最能体现近30年文学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本质的若干问题作为论述焦点，把复杂的现象和浩瀚的作品糅合到一系列问题的阐述中去，描绘出近三十年来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的思潮起伏的画卷；《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作家出版社）充分肯定了当前文艺创作的优秀成果，又尖锐地指出了当前文学创作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引起了文学界强烈的反响；《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搜索当代文学关键词，聚焦茅盾文学奖，构建作家作品档案，并由此引发边缘思絮，是一部颇多创见的论著。

    白烨在《批评的风采》（1994年安徽文艺出版社）中专门有一章写到雷达的小说评论，评价“雷达是名符其实的‘雷达’”。这确实是一个准确生动的说法，数十年来，雷达扫描纷至沓来的新人新作及时而细密，探测此起彼伏的文学潮汐敏锐而快捷。“可以说，仅此两点，雷达在评坛乃至文坛上就有了别人无以替代的一席地位。”

    退休后的雷达，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干劲，甚至比以前更忙了。同时，他也坦承在读书生活中存在不能驾驭的危机，并深深为之苦恼。“我读得专注，读得累，可就是没有发自深心的感动。这不能不说是读书的异化。”但是，他仍然怀有坚定的信念：“总得给心灵的阅读留出空间，让读书回到读书的本意上去：不再是精神的桎梏，而在精神原野上的自由驰骋。”不管怎样，他个人的文学批评实践史，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学思潮的见证史？他的困惑，又何尝不是时下书界、文坛诸多问题的反映呢？

    读书报：作为一个当代文学领域的重量级评论家，人们对您的思想的来源、风格的形成很感兴趣。你可否谈一下，在你成长的过程中，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雷达：我还是想从身边的人说起。我的母亲对我影响最大。我三岁父亲去世，母亲守寡一生把我抚养成人。上小学前，她逼我每天认三个字，记不住不准吃饭。她是音乐教员，性格忧郁敏感甚至暴躁，但她对古典文学和书法都有很好的感悟力。她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性格、气质、爱好上的。

    我上高中时，来了个青年语文老师，西北师大毕业生，瘦高个，脸色苍白，名字与大翻译家朱生豪只差一字，叫朱世豪，他不断表扬我的作文，贴到后墙上，还借给我鲁迅选集看。我原先数理化好，结果竟转而报考了文史类。这一改变是决定终生去向的。我毕业那年他不幸在回乡的火车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我上大学时，一些老师，由北京上海来到甘肃的青年学者对我影响较大，比如胡复旦、徐清辉这样博学的老师。我没有遇上什么“贵人”相助，其实最大的“贵人”就是书本了。

    读书报：你的第一篇评论是关于哪部作品的？你真正确定走评论的路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是不自觉地形成的？

    雷达：如果单说评论的话，最早是读大学时写过一组杜甫诗歌的阅读札记，投到甘肃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了，电台编辑以为我是老师。如果要说当代文学评论，应该是1978年初发表在文艺报的关于王蒙的访谈和评述，叫《春光唱彻方无憾——访王蒙》，那时王蒙还在新疆，没有完全平反。另一篇是重评《在桥梁工地上》，题目忘了。这也是新时期有关他们的最早的评论，也是我个人最早的有关当代文学的评论。

    读书报：迄今为止您发表了多少万字的评论文章？评过多少作家，大约有统计吗？

    雷达：关于我的评论数量，我没有做过详细统计，至今出过九部评论集，发过大约三、四百万字文章吧，有的研究我的文章说，有相当一批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第一篇评论或最早的评论是我写的。

    读书报：你对于自己的评论，愿意做怎样的总结？

    雷达：有人认为我属于“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一脉，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我经常自问我的批评的思想资源倒底是些什么？我不否认马列文论对我的影响很深，同时，19世纪的别、车、杜以及后来的泰纳对我影响也很大。新时期以来我还是注意吸收国外社科的思想成果的，我既喜欢读斯宾诺莎、叔本华、尼采、萨特、加缪，也喜欢读本雅明、巴赫金、福柯、伊格尔顿、杰姆逊，但都不系统，随兴之所至。对我的评论，我比较认可“理性的激情”这一概括和评价。这是1980年代末，刘再复为我的一本书稿写的序言的题目，后来这书没出成。有人指出，我的评论里感性比较丰沛，非常注意捕捉典型形象；感性和直觉并不意味着没有深度，理性的洞察通过感性的方式也可以表述得比较深入。有人认为，我对作品的解读和定位比较准确，能抓住对方的灵魂和要害，从文本、话语出发，不是先验的，不是从概念出发。也有人认为，我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常有让作者意想不到的地方，实际上表达的是我自己的审美理想，并不是作品所本有的，很可疑。如此等等。

    读书报：你是否也有拿不准、看不透的作品？ 

    雷达：对我来说，确实有许多拿不准、看不透的作品。由于批评资源和知识结构的原因，我与某些新现象猝然遭遇时，甚至出现过失语。比如，面对1980年代中期的某些实验性作品，语言革命和叙事圈套，我的准备不是很足，虽然我也在努力学习，“恶补”。我认为，任何批评家都不是万能的，都有自己的审美个性和口味偏嗜，都有自己拿手的领域或隔膜的圈子，都有一个寻找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问题。当然，在面对批评对象时，要尽可能准备得充分，调动已有的批评经验，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保持批评的良知和公心。

    读书报：如果让你评价和反思自己，你觉得自己提出过哪些重要观点，你的评论对于当代文学有何贡献？

    雷达：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学术界的认知度可能比较低；但对从事者本人来说，付出的劳动却往往是艰辛的，要求必须有大量的阅读、活跃的思维以及足够的信息来支撑。由于工作关系，我不得不站在当代文学的前沿，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理解，提出过一些看法，至于重要与否，就只能由别人去评说了。但客观的说，有些观点在不同时期发生过一点影响。比如，总结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有人认为主潮是现实主义，或是人道主义，或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有人则认为无主潮，而我提出了“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主潮，以为这才是长远性的，不管文学现象多么纷纭庞杂，贯穿的灵魂是这个。再如，1988年3月，在《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魄力》中提出了“新写实”作为新的审美意识的崛起和它的几个主要特征，那时我管它叫“新现实主义”。又如，1996年最早提出“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其它我印象较深的还有“主体意识的强化”，“新世纪文学的生成与内涵”，“当前文学症候分析”，“原创力的匮乏，焦虑与拯救”等等。在作品研究方面，我对《白鹿原》、《废都》、《古船》、《平凡的世界》、《活着》、《红高粱家族》、《厚土》、《少年天子》，以及浩然现象等等，自觉有一些独特的发现和心得。

    读书报：您认为现在文学批评的态势怎样，如何评价，评论的氛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目前评论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雷达：与过去相比，批评主体、批评资源、批评环境、批评话语、批评类型、批评方式，都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说起来话就多了。我认为，还是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一些优秀的青年批评家。但总的说来，文化批评取代或遮盖了文学批评，相当多的文学批评也是以文化研究为指归，比较纯粹的文学批评不断边缘化，空间在缩小，但仍有人在坚守。这与文学在整个文化艺术领域所占份额和影响力的减弱是不可分的。在平稳的发展中，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似乎比以前正常了，而突发式的文学事件比前几年也少了许多，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从总体来看，文学批评在面对当今的时代思潮、历史语境、现实生活、创作实际时，表现得比较被动、窘迫、乏力，缺乏主体性强大的回应和建构性很强的创意。人是一种不但能感觉自身存在，还能够反思自身存在的存在，那就必须在物化世界之上，构建一个意义的世界，精神的世界。现在批评的问题是，很难构建起这个世界来，比较被动。现在的确还有一个重建批评的理想和公信力，强化批评的原则性和原创性，增强批评的批判精神，大力提升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的精神维度的问题。

    读书报：您在不同场合不同文章中提到文学“缺钙”的问题。如何“补钙”，能提些建议吗？

    雷达：我想，公认的大作品总是具有广阔的历史内涵，丰厚的人性深度，新异的文体创新意识的。现在大作品少，人们在呼唤经典，首先是在精神信仰的追求方面和人性的挖掘方面深度欠缺，许多作品不得不陷于生活素材的堆砌和复制，正面精神价值弘扬不力，提不出时代的重大精神课题，不能给读者以精神上的巨大滋润、启迪和救赎。看中外一些文学大师就会发现，他们的文化修养大都非常深厚，就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各位大家，一方面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另一方面又获得了广博的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素养，相互撞击，使得他们往往能够站在世界的和人类的、同时又是中国经验的高度来驾驭和创作；而当下我们的作家缺乏的正是这样广博的文化修养和眼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生活体验的积累，文学史上的一些大家为了创作一部作品，往往要体验、考察极长时间，把生命投进去，把灵魂摆进去，如司马迁、曹雪芹。过去强制性的所谓“深入生活”，只为印证政策当然不可取，但不能由此否认形象积累、情感积累的重要性。否则就很薄，连个饱满的细节都找不出。现在是一个缩略时代，文化多具快餐性质，人心浮躁，如何克服复制化和克隆化，大力提倡原创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读书报：在评论界您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有见地的评论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可是也有个别新潮批评家认为，您是“一个过时了的亚里士多德”。您怎么看？

    雷达：我也看到这说法了，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过时不过时，主要看你对新的文学现象，新的作品和新的思潮，能不能作出比较敏锐的、有见地的分析判断，能不能提出新问题，你的表达包括你的语汇是不是新鲜的，为时代所需要，人家还愿不愿意看你写的，如果提供不出任何新的有意思的东西，观念又很陈旧，语言味同嚼蜡，那就真是过时了。读者的反馈是一种无情的真实，我们必须面对它。我也想努力不懒惰，保持思想的弹性，保持对新事物的兴趣，但这一切只能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力而为，是勉强不得的，何况我比较懒。一切随缘，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读书报：您也透露过自己的苦恼，说你每天被书所困。您最近在关注什么？近期还有什么计划？

    雷达：搞当代文学的人这种困境格外突出，读作品是个基本功，硬道理，跨不过去的。我的确每天被书所困：要读的东西越来越多，总也读不完；想读的东西总是堆在那儿，总也读不了。好像是鲁迅先生说的，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能挤出来的。我现在就想学学这种挤的精神。最近每天抽点时间，在重读朱光潜和李泽厚，黄仁宇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