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中短篇小说的命运难以确定

    ■本报记者  舒晋瑜

    《小说月报》主编马津海觉得自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度四个版每月发行量达到80多万册的《小说月报》，今年以来下降十多万册，这个数字令人震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下降呢？

    他的分析是：一方面大量的电子出版物包括手机阅读、网上阅读极大地冲击了纸媒期刊的市场；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的纸媒，忠实的读者逐渐老去，文学期刊最红火的时代已经过去。他感慨说，这不是因为小说创作如何提高或者发展的问题，而纯粹是一种形式上和手段上的落后。

    马津海的感慨代表了很多文学期刊与出版人的困惑。全媒体时代，文学应该怎么办？2010中国文学高端论坛系列应运而生，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走向未来的中短篇小说”研讨会在中国作协举行。

    中短篇小说一向是文学原创文体中的重头戏，也是文学刊物承载的重要文体，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水平，同时，也是作家喜爱创作的文学体裁。在上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大行其道，中国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是一个创作的高潮，也是一个文学刊物发展的高潮。然而自90年代之后，文学整体上受到商业和市场经济以及电影电视的冲击下，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受到网络等媒体的冲击，中短篇小说遇到了创作、出版、传播和影响力几个方面的问题。作者、读者、刊物都出现了流失和减少，因此，探讨中短篇小说的生产、传播和未来的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学面临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白纸黑字有权威

    在全媒体时代，中短篇小说与新兴媒体的联合，比较突出的是手机这个终端。作家莫言的女儿、北师大中文系博士生管笑笑举例，盛大文学曾经举办一次手机小说比赛，在进入前三十强的小说中，涉及的体裁和领域与传统文学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在文学品质上，手机小说呈现出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特质。手机小说更注重连续性、可读性、娱乐性和互动性。管笑笑说，手机小说的阅读都是读者或者手机用户用零碎时间进行的，要求作者设置小说情节必须更有连续性和悬念，吸引读者在不稳定的阅读时间中一直保持阅读的欲望。此外手机小说更富有娱乐性，是一种轻娱乐，是一种轻松和消遣。

    互动性也是手机小说区别于其他传统文学的重要特征。管笑笑分析说，传统文学中作品与读者的交流需要经过出版商等中间环节，读者都是被动的阅读。传统的文学生产和阅读中，印刷品本身的白纸黑字暗含不允改变的权威，而在手机文学中，手机媒体的技术可以提供读者参与作品的构思，创作，阅读等多个环节的机会，手机小说作者也可以通过网络来征集构思进行创作，并在创作过程中，读者可以及时加入进来，决定小说情节的走向，人物的命运。但手机小说的语言更多是直接和平淡，偶有华丽，或许是运营商和作者为了迎合大众的选择。另外一个遗憾，手机小说虽然不乏对生活百态的摹写，但是缺乏对重大命运深刻的思考。

    要生存，找政府

    著名出版人、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总编辑安波舜认为，在全媒体时代，传统的中短篇小说即将分化为两大读者走向，一部分是急剧增长的手机阅读和网络读者群，另外一部分是不断萎缩的、继续眷恋纸质媒体和文学杂志的精英读者群。前一部分读者由于新媒体平台的阅读方便和普及，将给文学带来传统纸质媒体无法达到的爆炸式传播效应。

    “类似古老的中国突然遭遇白话文，文学被放大，但它的审美功能和趣味被弱化。手机和阅读器上的短篇小说将转化为段子，智慧，幽默，箴言式的语录将再次火暴。那种一波三折，仰望星空诗性想像和神性向往，将留给纸质杂志和精英阅读，这就意味着文学界和诗歌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安波舜说，纸质杂志将越来越少，越来越纯粹，越来越诗化，越来越艺术，并将因此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同时也会得到基金会的扶持和国家的资助。如果真的办成这样的杂志，其实也就有盈利了，也就有市场了。因为这样的杂志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政权文明体现的标志，目前欧美和日本的杂志就呈现出这种状态。“我所担心的是，没有杂志敢于和勇于进行越来越纯粹的坚守和坚持，我们的体制也没有给我们的文学杂志这样的使命和要求，但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文化出版业的开放和资本多样化，这样的中短篇小说杂志迟早会出现。”他说。

    安波舜认为，代表阶层和特殊群体个性阅读的小说杂志将越来越成为市场的新宠，比如长江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最小说》，每期发行四五十万，年底他们即将创办针对文艺青少年的《文学风》，它的独特艺术特性和价值取向，将成为社群符号和文化符号，也能在市场生存。安波舜说，手机阅读和网络阅读将制造大量的草根文学和作者，以点击率和下载量为商业目的的文学新贵将跻身富豪俱乐部。如果管理得当，这种现象将对普及文化和文明，特别对文化启蒙有极大的好处。

    手机无文学

    在电子阅读强大的冲击下，马津海觉得，纸媒文学期刊读者已经出现了断代，必须把这个目光投向80后、90后。《小说月报》已经向新闻出版总署申请电子杂志的许可证（尚未获批准），以期创办内容与现有纸媒完全不同的电子杂志，争取新的读者。

    但是，拥有众多80后读者的《最小说》并非电子杂志。安波舜乐观地说，所谓全媒体时代的阅读，永远代替不了纸质出版物和纸上阅读。从已有的出版和编辑经验看，全媒体时代纸质杂志的衰落已成大势，不可逆转。但它带来的好处是，编辑对作品内容和质量的要求提高了，对小说艺术的注意力也更加集中。“纸质出版必须做到任何其他媒体不可替代，确是浓缩精华。”安波舜说，“语言要有魅力，放弃它等于放弃阅读的快感，不如此，没有人愿意花费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以及堵车成本去书店买你的书和杂志。这样的要求实际上给我们的作家和出版从业人员提出了很高的专业要求和艺术要求，这就是全媒体时代的中短篇小说必须尊重传统的叙事技巧的原因所在。”

    长江出版社副社长金丽红认同安波舜的观点。她认为80后的中短篇小说，包括期刊阅读，呈现了一种非常磅礴向上的趋势。她还指出，影视工作者对中短篇的阅读量非常大，并认真从中寻找影视剧本。作为手机阅读的忠实用户，金丽红提出，手机阅读其实存在很多硬件上的问题，包括屏幕、充电等等。

    “全媒体时代科技再发达，也不能够代表真正的纸质阅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吴义勤觉得自己的观点相对“保守”。他认为，对文学作品一定要通过纸阅读才能体现其价值。文学本身是通过有限的形式表现无限的内容，通过手机或者屏幕的阅读无法体验其内涵。在屏幕上可以一目十行地阅读，而文学如果一目十行地阅读，文学性就被破坏了。他透露说，前几年有关部门找到文学馆，希望合作搞手机阅读，吴义勤表示很怀疑：那些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下载到手机上有谁去读？“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我还是希望文学坚守应该的品位，还是希望大家以传统的方式阅读，可能更适合文学将来的生存道路。”他说。

    月下有新事

    “短篇小说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的基本状况。它篇幅较为短小，不妨把它看成是对人类基本状况进行阐释时的一个脚注。”作家李洱觉得，不管小说如何变化，不管属于哪种风格，哪种流派，不管小说发表在传统的文学期刊还是网络，都应该有助于了解人类不断变化中的基本状况。他说：“现在故事发生的方式，故事跟人直接碰面的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很多时候，故事的发生方式是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在这个时代，小说必须及时做出回应。我们通常就说月光之下无新事，实际上月光之下每天都在发生新事，对热衷于写作中短篇的小说家而言，他要写出的就是在月光下发生的新事。”

    作家刘庆邦已经写了近四十年短篇小说，现在依然每年都有十几个短篇发表。曾经有很多人问刘庆邦：你写短篇小说的动力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我的动力就是一个字：难。我写了近四十年短篇，可现在每写一个，还是觉得非常难。取材难，布局难，出语言也难，写一个好的短篇小说太难了。可你得给自己打气。要是不难，还要你干什么。”世界上所有容易的事都没有魅力，只有难事才魅力无穷。我们写每一个短篇，就是知难而进，就是向困难挑战，同时向自己挑战。他说，为什么中国作家写短篇数量上不去，而且不能持续，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认为，当下短篇小说存在的关键问题可能在于，小说家比较多地关注某些所谓的现实或表象的现实，比较少地去发现精神的现实，创造关于我们眼下精神现实的那些最有效的知识。

    别太慌张，也别太夸张

    “全媒体时代”让张清华想起童年看的一部似懂非懂的电影《冰海沉船》，里面有个镜头让他印象深刻：船快沉了，四个乐师还在演奏。水漫到胸口、漫到下巴的时候，他们仍然举着小提琴认真演奏。他觉得现在就好像是这样一个场景，前边有人惊呼船要沉了，大家要换船（当然很可能有一条更大的船在等着），但确实有一些不肯离开的人，在进行令人感动的演奏。

    张清华说，自己可能是一个不肯离去的观众。

    “如果说文学有什么危机的话，我倒感觉这个危机不是来自内部不可更改，或不可变动的这种固执，反而恰恰是因为外力给了他太多的干扰。目前仿佛是一种合谋式的推动，对所谓的‘全媒时代’的夸张性描述。”张清华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物质生产的过度排放和污染，但是没有充分意识到文化生产的过度排放和污染，社会显然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什么都去学美国，什么都去学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好好地坚持一些东西？”他说。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格非认为，对所谓的全媒体时代的写作问题，应该在空间上做广泛了解。“得知道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尤其年轻作家在想什么，他们怎么面对跟我们一样——也许比我们更深刻的社会变化。”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孟繁华强调，作家应该对自己的文化信念绝对自信，如果新的媒体出现就被其左右，那还怎么建立起作家的主体性。孟繁华说，在西方从来不谈全球化的问题，欧洲不谈全球化，因为他们非常自信，他们不谈网络文学，因为网络写作对他们不构成威胁。

    翻开《人民文学》1949年以后的目录，主编李敬泽发现一个别有意思的现象，80年代以前，中篇小说很少被提起；直到9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目录里才正式出现“中篇小说”。“这说明文体变化随着我们的时代、随着我们阅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和调整。面临全媒体时代，我们如何做出敏捷的应对，确实是摆在出版社或杂志社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李敬泽认为，我们在敏捷应对时代变化的同时，还要有个主心骨。无论是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曾经表现出的那些持久和重要的价值，是不是以后就不要了，就消失了？是不是仅仅根据眼前的这点风云变幻就可以做出那么仓促的决定，或者甚至那么仓促的撤退，需要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