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多元看中国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成绩为世界所共睹，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将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何谓“中国模式”？未来的中国将往何处去？这些问题切切实实地摆在了国人和世界的面前。近期，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与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及其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的对话集《对话：中国模式》一书由新世界出版社正式出版，为相关议题的探讨带来了新的视角，也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示范。

    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与世界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正在成为聚光灯的焦点。“中国模式”，就是呈现和描述中国的一种声音，而此书的推出，正是对这种声音的一个积极回应。正如作者在书序中所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理念、政策、实践和结果，被称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然而，通过世界各种媒体所呈现的中国差异极大”，“西方对于真实的中国仍然知之甚少”，于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三位作者探讨了“观察中国的困难和观察中国的方法”以及“中国的不足，她的问题和挑战”。三位对话者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话语风格和社会经历，但是秉持着同样的坦诚态度。也正是因为如此，对话的视角是多元的、思路是立体的，思想的碰撞之间，带领读者走近一个真实的中国。

    对话：“同”与“不同”

    对话，一定是建立在共同的“论域”基础上的。本书的三位对话者虽分属不同的年龄、文化和国家，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经历，但是都无一例外地关注着成长中的中国——她的处境和未来，以及她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并且，这种关注都是友善而客观的，无论是作为中国成长过程亲历者的赵启正，还是作为观察家的奈斯比特夫妇，都是在用尽可能客观的眼睛在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并希望通过彼此的沟通来降低和消除文化烙印所带来的难以避免的主观性——这，正是本书讨论中“论域”形成的基础。

    是对话，就一定会有分歧与争论，也才能够在碰撞中擦生出火花。因此，对于讨论中出现的分歧，对话者和本书的编者并没有避讳。在新书的首发式上，赵启正更是呼吁读者更多地关注对话中出现的那些不同意见，因为“出现分歧，才能带来更多的思考”。关于“中国模式”这一称谓本身，正是赵启正与奈斯比特夫妇存在分歧的焦点之一，对于“中国模式”这一源自于西方评论的提法，究竟是否恰当，是否能够概括当今中国的成绩、现状与走向，三位作者充分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见解，尽管争论的结果是开放式的，但是坦诚交流的过程所陈述的各自见解，正是给读者提供了思考的最好平台。

    “析中国模式”与“讲中国故事”

    在全书“关于中国模式”、“关于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关于科学、教育和知识产权”，以及“中国向何处去”这五个部分中，三位作者用真诚、生动而丰富的语言，讨论了中国内部与外部的所面临的诸多方面问题。结构上看似松散，然而线索却始终是清晰的——如何看待所谓“中国模式”，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

    尽管在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方面存在分歧，但是三位作者却在中国道路的现状和目标方面达成了共识——“中国模式”尚处于正在进行时，还在逐步的发展和完善当中；中国无意向世界推广自己的“模式”，她所选择的道路，只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中国模式”这一提法本身是西方评论者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解读，这一事实本身就暗含了对话所关注的另一条线索——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以及中国的自我表达。在本书的对话过程中，三位作者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篇幅来分析“如何讲好真实的中国故事”这一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问题。在这一方面，三位作者都是卓有成效的实践者。作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的赵启正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不仅曾亲自推动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而且所著的《向世界说明中国》、《与世界对话》等一系列作品也正是在关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问题；而奈斯比特夫妇通过长期关注、研究中国，已在相关问题上颇有独到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新近出版了《中国大趋势》一书。讨论中，三位作者结合自身的体会，冷静分析了关于中国的误解产生的原因、中国应该如何积极主动地表述自己，如何跨越文化的“词典”面向世界讲好中国真实的故事等一系列重要议题，对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何提升自我表达能力，提出了多角度的见解和建议。

    在谈及西藏问题时，本书收集了奈斯比特夫妇访问西藏前后的两次对话，对话的气氛依然是坦率而客观的。奈斯比特夫妇作为西方观察者，并不避讳自己在走近西藏之前的猜测和疑虑，而在访问西藏归来后，他们在对话中分享了对于西藏最真实的感受和判断。同时，他们在中西方关于西藏问题出现摩擦的原因、中国处理相关新闻事件的技巧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关于科学、教育和知识产权”部分，三位对话者深入探讨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中国的人才与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其中，“竞争”、“创新”是讨论中出现的关键词。在分析“近代中国为什么在科技方面落后”时，奈斯比特在与赵启正的互动中，尖锐地指出了中国科学界争论、竞争不充分的弊病，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的有些建议，无疑对于我们反思近代中国在科学发展上的滞后这样一个沉重的问题是有益的；在论及人才与教育问题时，奈斯比特夫妇发表了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前景比较乐观的看法，并认为中国应当重视创新机制的引入；而赵启正则提出，中国教育改革在增加经费投入的同时，尤其需要重视教育方法的改进——改变“满堂灌”的课堂教育方式，从小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争鸣”能力，而这，无疑与前面论及的中国科技发展现状及出路是呼应的——教育方式和理念的改革，正是中国未来科技人才创新能力提升的基石。

    此外，对话还涉及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式民主的特征、知识产权保护、互联网内容审查等一系列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问题。

    公共外交的示范与样本

    《对话：中国模式》的三位作者相识已逾十年，各自关注领域出现的交集，是他们相识、相知的基础，此书所收录的内容，也正是来自他们关于中国问题出现的新情况五次真诚而深入的对话，对话的基础是个人的兴趣、见解和判断，风格是轻松而坦诚的，立场是非官方的。正如新书首发式上赵启正对读者所说，“在这本书中，我所代表的是我这个年纪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府的立场。而他们两位也代表是分别是西方这个年龄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所呈现的，正是关于“中国模式”的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示范。

    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组成部分，其形式是多样化的，各方可以从各种角度表达本国国情，说明国家的政策，表现本国文化，介绍外国公众对本国有兴趣之处和解释误解等，其结果正是提高国外公众对本国的认知，促使国际舆论接近本国的真实。因此，可以说，三位作者的讨论所关注的是与“中国模式”相关的中国公共外交问题，而其形式本身也正是公共外交的一种示范和样本。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全书的讨论都是围绕中国问题展开的，但是，视角却是世界的，对于对话中不时援引的别国案例和现象，对话者的态度依旧是冷静而客观的，在 “不要另眼看待另一种文化”一节中，赵启正提出，要以开放之眼、兼容之心来客观看待异域文化、冷静分析发生在别国的事情。这样一种心态，正是公共外交得以顺利推进的心理基础，也正是值得某些对崛起中的中国抱有成见的人们反思的。

    （《对话：中国模式》，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赵启正著，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