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爱情，深化平凡

    安德烈·高兹的《致D情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封“绝命情书”，但不等同于一般意义的殉情书，隔着漫长岁月，他回顾了自己与D（D即其妻之名“多莉娜”的缩写）相携半个多世纪的甜蜜生活，而后与患癌症的妻子开煤气共赴黄泉。

    先不说高兹的身世和著学，单只凭这项抉择就能感知他的人格力量，脱开所有个人的名声、地位，听闻到这样的讯息，我亦不觉得哀恸。如同这个“抉择”就粘贴在功德圆满、相互依偎的漫漫岁月凝缩而成的包裹上。这样的结局，更像一种交代，一种带给生命和爱情的礼物。译者袁筱一在序言中讲得好：“两个人共赴另一世界，这里面所经历的，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更好理解，贴近生命本质的理解；是透过对方理解生命的本质，是透过和对方的关系理解生命的本质；是‘经彼此而生，为彼此而生’。”

    高兹在1947年冬初遇来自英国的D，因他自认是出身奥地利的一文不名的犹太小子，高攀不上美丽端庄的D，心存谦卑，却不想D的内心同样孤孱无援，高兹就有意使得两人构筑成互助互倚的状态，以使双方成为整体，“共同创造一个这个世界原本拒绝给予我们的位置”。他们1949年结婚后甚至没有去度假，立即投入到各自工作当中。高兹在《世界公民报》任职，而D也当起学生旅行团的导游，两人在微薄的薪金中共同承担着生活的压力。这时，夫妻之名是一道标志，而相互扶持与帮助却使婚姻注入了活力，D支持高兹的辛勤写作，在生活上照顾他的同时也担当起“文秘”的工作。写作的艰辛和生活的贫困交相呼应，却没有使两人感情陷入危机，因他们政见相同，也同样讨厌美国文化、同样喜欢乡间田野。

    可以见得，在这对夫妇身上闪烁着许多可贵的精神之光，然而你想不到，高兹出生地奥地利被德国纳粹吞并，他从小就离开故土、满心忧伤的过起漂泊的生活。他受存在主义哲学先驱萨特的影响，他也是资本主义激烈批评者，曾创作出自传体论著《叛徒》、《困难的社会主义》及《劳动的变革》等书。1970年后，他又开始支持生态学运动，抨击西方社会注重资本集中化，不惜破坏生态来达到政治目的，他提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宁愿过较多快乐和较少富裕的生活，也不要过较多富裕和较少快乐的生活”等观点，在政治上他接近马克思主义，同时提出自己新的看法，且在晚年时过分强调了“主观力量”而忽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导致他的看法和设想都无可避免陷入悲观，也因此他的生态理论在西方被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

    当他妻子D身患绝症，他60岁就早早退休照顾她，两人一起在乡间生活20余年，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眼看妻子的病一天重比一天，高兹开始审视两人结合的最初和相互扶持到老的过程。相当于抽出最后时光写了一出简略的回忆录，在与两百棵树为伴的乡间的老房子里，他以爱情为索，以时间为线，像个扶着时光秋千的老者，试图荡回过去。于是，他写下的文字虽然很浅淡，却足以感动年轻男女：“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

    这是美好的收束，也是安静的开场白。高兹选择与妻共亡，完全响应了他在生态学上的观点，强调主观选择性，强调民主性，强调自由和生态。他是愤怒而优雅的，深化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中国古诗歌中的意蕴，也将他的爱情简化为一种责任和担当。这样的爱情已附着于功德圆满的人生之上，毫无怨言，亦毫无可叹之处，只博得祝福和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