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学军作品《腰门》自2008年出版后,两年间已向日、韩成功输出版权,今年再被法国Picquier出版社看好,买下了其欧盟国家全语种版权。这样,从《腰门》里走出来的孩子走出了国门,去了更远的地方。彭学军说,一本书能否走出去,一是要写好,主题很重要;二是要做好,要有“相”;三是出版社的推荐要有专业水准。
2009年10月,我随二十一世纪版社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在那次书展上,我们主要做的是“彩乌鸦中文原创系列”的推介。一天,我四处逛了一圈回到本社的展位时,同事介绍了一位女士给我认识,说是法国Picquier出版社的版权代理,她刚看了《腰门》的折页,对这本书很有兴趣,几个月后,他们就决定购买这本书的欧盟国家全语种版权。
其实,《腰门》获奖也罢,版权输出也罢,都是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事。
写作的日子里,脑子里只有那群在腰门间出出进进的孩子和大人,沙吉哦、水哦、青榴哦、云婆婆哦、小大人哦,他们的童年、成长、人生和命运。尽可能地在种种不如意中、在离去与告别之间、在失落、无奈与遗憾的间隙,展示人性的美好,生活的绚丽,童年的纯净,故乡的温情。还有那座别致、秀丽边城的如诗如画的风貌和独特而耐人寻味的少数民族风情。这些是一直在我心里涌动的东西。我童年的大部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隔了漫长的岁月回望童年,总有一些东西挥之不去,它们让时光打磨得晶莹剔透,熠熠生辉,照亮着我的记忆,我想,我不该负了那段记忆、那个小城,那些日子。
而照亮我的记忆的东西也应该会照亮更多的人吧,因为童年、故乡、成长、命运、人性这些主题元素是可以打动所有人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人,这些是可以抵达每一个人心灵的东西。
有一位出版界的朋友,好几年没联系了,书出版后我也没给她寄过,可她却买了书送给好些人,我是很偶然知道这事的。她这样做,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仅仅只是因为她自己读了很喜欢。我不说出她的名字,如果说出来,我觉得会伤害她,因为她只是默默地做,而我却写文章发表。不好。
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腰门》韩文版的译者在后记中写到:
“读完沙吉的故事,领略完属于沙吉的那个凤凰,我仿佛也回到了我的童年。竞技场以及环绕它的美丽树木,栽满木槿花的小路,写生的业余画家,朝鲜时代最后一个王族的故居——惠翁居以及带我去那里紧紧牵着我的手、吃力地迈着步子的侧室外婆,梧木台,车厢,老师家篮子里那甜到心里的柿子与苞米,韩国的传统教堂,穿着教服的高中女生与修女。这些都是我童年时期的风景,那个纯真的、未沾染世俗的时期的风景。”
沙吉的故事仿佛是时间隧道,带我们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童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如凤凰水乡对于沙吉那样的地方,一个可爱的,纯真的,透着美丽与哀伤的地方。无论生存的环境是多么的喧嚣、浮躁,有那么片刻的安宁与纯净,用来回忆、品味、冥想,以此来安顿自己的心灵。而有人是借助一本书做到这一点的,这对于写书的人来说,是莫大的欣慰。
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书出版后,有尽可能多的人读到它。但作家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没有多少作为的,尽力把书写好,交给出版社,原则上来说,作家的事就做完了。要想拥有更的读者,特别是境外的读者,依靠的是出版社的推介和运作。
当然,首先,是要把书做好,从装帧设计、到插图、到用纸,力求以最好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我想,《腰门》现在的样子应该就是最好的样子吧。网上,很多读者留言说,是看了封面就决定买这本书的。手揉纸朴素的质地,封面上那个中国味十足的一身红花衣裤的安静的小女孩,还有别致的书名,或许是这些打动了读者吧。让读者仅看了封面就决定买一本书,应该是做书人终极追求吧,也是检验一本书是否做得成功的最有效和直接的标准。
《腰门》的插画者80后画家陈兴兴直言道:“最美的书?那一定是我的腰门。我相当的自信。再没有一本书,从文字到插图,从纸的触感和扉页的反光,都让你能够找到那斑斓的独特。”
一位同行在博文中写道:“这本书的背后,我还看到了一个人的劳动。一个很强的责任编辑,他找到了这部小说的魂(一个色彩的调子),照着这个去寻找插图作者、确定插图、寻找一张独特的封面纸、落实一个扉页的颜色、寻找一个憨态可掬的书眉、蓄谋让图画在大和小之间收放自如。当一切全都找齐之后,《腰门》就成了。”
作家努力地把书写,责任编辑努力把书做好,其实都是应当应份的事。而这些,也是一本书可以走去的第一步。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是一家开放的出版社,张秋林社长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与国外出版社的交流与合作,与日本的白杨社、小学馆、福禄贝尔,法国的开心学校、爱本·米歇尔、纳唐、巴亚,德国的蒂奈曼、欧亭根,英国的麦克米伦、DK等都有着富有成效的合作。《腰门》出版后,出版社就积极做了许多推介的工作,利用已有合作资源,促成了日、韩版权的输出。2008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特地为这本书做了德文版的折页,折页显示出的专业水平,受到了国外同仁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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