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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总理温家宝即将访问印度之际，印度一位“成功企业家”给温总理写了七封信，结集而成的《白老虎》一书获得了英语文学界最重要的“布克奖”。关于印度当代文学的话题，就从给温总理的信开始吧……
敬呈：
热爱自由的国度——中国
之首都北京
总理办公室
温家宝总理阁下
一位思考者与企业家
于世界科技与外包之都——印度班加罗尔
敬上
看看，温家宝即将赴印度考察成功企业家的创业历程，一个印度企业家相信世界的未来掌握在黄种人和棕色人种身上，于是开始给温总理写信……别紧张，这只是一部小说。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凭这本处女作《白老虎》获得了布克奖。
不显山露水却山水峥嵘
在中国，言及印度当代文学，总的来说是寂寞的。引进的书少、读者少、研究者更少。记者随机做的调查表明，一说“印度作家”，大家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泰戈尔。能说出一个当代作家或作品的，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国内几家做文学引进的出版大户负责人则说，他们的版权经理几乎从不向他们推荐印度当代文学作品。
殊不知，近年来，印度文学、尤其是印度英语文学，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学界所谓“六十年代以来英语文学最令人瞩目的转向”，就是指印度裔作家群的崛起、印度题材作品在数量和影响力方面的持续增长。
在罗列印度当代文学的惊人成绩前需要厘清的是，这里说的是广义的印度当代文学，事实上所谓的“印度作家”大多是印度裔外国籍，他们是从印度走出去的世界人，或者是移民的后代，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的VS·奈保尔出生于印度婆罗门家庭，出生地和国籍却都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他还是反印度文化的著名代表。
在布克奖历史上，至少有9部作品与印度身份、印度文化背景相关，1981年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让印度第一次与布克奖结缘，1997年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和2003年皮埃尔（D.B.C.Pierre，《弗农·上帝·利特尔》Vernon God Little）都是以处女作获奖，然后是2006年的姬兰·德塞（Kiran Desai《失落的遗产》The Inheritance of Loss）和2008年的阿迪加。
其中拉什迪是声望最高的印度作家，与奈保尔、石黑一雄并称“后殖民文学三杰”。《午夜的孩子》被公认为是20世纪后期印度文学在世界崛起的标志性作品。拉什迪还有《羞耻》、声誉不佳的《撒旦诗篇》、《她脚下的大地》和以符咒惑人的传奇《摩尔的最后叹息》等作品。
作为获得布克奖的第一个货真价实的本土印度人，洛伊被福布斯评为“30位全球女性典范”的第二名，自传体色彩浓厚的《微物之神》被认为是《午夜的孩子》后最杰出的印度文学作品，曾占据《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长达49周，被译为40种语言，出版600万册。
更不必说三次进入布克奖提名的安妮塔·德塞（Anita Desai，分别是1980年的自传体小说《白日悠光》clear light of day、1984年的《被监禁者》、1999年的《斋戒·盛宴》Fasting, Feasting），凭借《罂粟之海》进入短名单的阿米塔夫·戈什。
最难得的是印度英文作家队伍整齐，从上世纪40年代的拉什迪，“50后”的维克拉姆·赛斯、“60后”代表洛伊、直至以基兰·德塞和阿迪加为代表的“70后”崭露头角，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
因德拉·辛哈（Indra Sinha）是印英混血儿，毕业于剑桥大学，主修英国文学，曾尝试将古梵语作品译成英语，出版有长篇小说《爱情先生之死》（The Death of Mr. Love）。2007年低调推出的《人们都叫我动物》入围布克奖，并于次年获得“英联邦作家奖”区域奖。美国新秀茱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是孟加拉裔，以短篇小说集《陌生的土地》（Unaccustomed Earth）无可争议地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奖——世界上奖金最高（3.5万欧元）的短篇小说奖。沙什·塔罗尔（Shashi Tharoor）的出名，或许更多的是因为他曾参加联合国秘书长的竞争，但作为成名作家，他在《伟大的印度小说》中野心勃勃地用二十世纪的语言重述两千多年前《摩诃婆罗多》里的老故事，全书充满机锋，称甘地是毗湿摩转世，尼赫鲁是持国再生等，颇具反讽味道。这部作品在海外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印度的伊利亚特”。维卡斯·斯瓦鲁普（Vikas Swarup）更是因为改编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获得奥斯卡8项大奖而暴得大名，现已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六个嫌疑人》。
此外，著名女性小说家卡玛拉·马坎达亚(Kamala Mar-kandaya)、写《炎热与尘土》(Heat and Dust)的鲁斯·杰哈布瓦拉（Ruth Jhabvala）和擅长政治题材的娜扬塔拉·萨加尔（Nayantara Sahgal)、刚出版处女作《海滩上的男孩》的阿尔岱什尔·瓦吉尔（Ardeshir vakil）、帕拉蒂·穆克尔吉(Bharati Mukherjee)、写《奋力成长》的菲尔杜斯·根戈(Firdaus Kanga)、写《如此漫长的旅程》和《纯粹的平衡》的罗西顿·米斯德里(Rohinton Mistry)、阿米特·乔杜里（Amit Chaudhuri）、维克拉姆·钱德拉（Vikram Chandra）等，都是实力作家和新锐作家的代表人物。
印度还不乏专心为市场写作的作家，代表人物是言情作家、“印度的琼·科林斯”肖帕·黛(shobhaa De)，她被认为是印度最走红的作家，她写的交际花传奇被媒体评价为“除了潇洒的调子和纯粹的厚颜无耻，没有任何文学上的优点”，但“无论她写得多糟糕，总是卖得很好”。写《蛇与梯子：现代印度观察》的吉达·迈哈达（Gita Mehta）同样“唯市场论”，借助海外媒体，致力于文本的电影改编。
印度不同语种还出现了几个文学家族：英语作家中有安妮塔·德塞和姬兰·德塞（帕慕克的女朋友）母女。印地语作家中，有希瓦妮和默丽娜尔·潘黛母女。马拉雅拉姆语作家中，纳拉衍·梅农（1887—1954）的侄女巴拉姆妮·阿玛也是作家，阿玛的女儿库姆拉·达斯则用马拉雅拉姆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写作。足见印度文学之繁荣。
英语写作问题
就像《白老虎》开篇所说：“总理先生，我俩都不说英语，但有些事情只能用英语说。”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当我们讨论印度当代文学时，我们其实在说“印度当代的英语文学”。事实上，在印度英语文学开始在全球引发文学爆炸的同时，其他语种的印度文学正在惊人的萎缩。以至于有评论家感慨：印度文学受西方冲击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从历史上看，印度的英语文学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一开始便具有特殊的文化身份，是英国殖民文化与印度本土文化的混血儿。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和现代化进程，“三大家”：穆尔克·拉吉·安纳德、R.K.纳拉扬和拉贾·拉奥几乎同期推出各自代表作《不可接触的贱民》、《斯瓦米及其朋友们》和《根特浦尔》，奠定了印度英语文学的地位。但印度英语文学真正提高到世界水平并获得国际声誉，还是最近60年的事。
期间，英语在印度开始真正成为一种文学语言，这仿佛是一个英语文学大时代的开端，隐约闪烁着印度文艺复兴的曙光。拉什迪被认为是将英语作为印度文学创作语言的第一代作家，用他的话说，“英语业已成为一种印度语言，它的殖民地起源意味着它与乌尔都语一样，没有一个地区背景，这是与其他印度语言不同的地方。除此之外，它显然已经像别的印度语言一样，深深地把根扎下来。”
《纽约客》杂志对此评论说，英语从英国移植到美国并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现在，我们又在印度作者中间见证了相似的情况：古老的英语正演化成独特的、明确属于印度的英语，开始乡土化，同时又国际化。
《微物之神》使用“具有印度特色的英语”，没有动词的整章句子、随意运用大写字母、不断新创重叠名词词组，这种语言风格就是印式英语。维克拉姆·塞斯的代表作《如意郎君》长达1349页，开创了英语小说单卷本的篇幅记录，在英语里杂夹着印地语和孟加拉语词汇，还有大量英式的印度文献。事实上印度人的英语一直令西方人头痛，英国语言学专家近年来不断呼吁印度人要“开展净化英语运动”，及时清除“那些胡编乱造的语言垃圾”，双方英语语言工作者为此唇枪舌剑。
但还是必须承认，英语创作是印度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印度的经济学界和文学界能具有国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英文有关。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他曾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著作包括《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和《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等，他的书都是用英文写的，走向西方读者没有障碍。
除了英文，西方成就印度作家的，还有其强大的商业运作和销售力量。国际畅销小说《如意郎君》给作者带来2600万卢比的进账，维克拉姆·塞斯为配合出版商的全球宣传和促销，7年间穿梭于翻译出版该书的国家，他说，“这种国际促销是现代文学生活的一部分，表明了文化杂生状态下的全球市场关系。”
事实上，印度的英文小说在国内一度滞销。一本书销量往往在2000册上下，稿酬也微不足道，作者被迫将眼光投向海外出版代理商。结果，很多在国内默默无闻的作品，在海外却红极一时，“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反过来刺激印度背景的英文写作者更主动地“迈出去”，短期内便形成一个全新的写作种群，这群“后殖民作家”引起国际图书市场的高度重视，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不过也有印度作家对于市场导向操纵文学表示质疑，抱怨文学创作变成了纯粹的商业竞争。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当然，西方语言和商业运作等因素，只是外因，印度英语作家能够整体崛起，还有他们自身的原因。
成名的印度英文作家几乎无一例外拥有边缘人身份：安妮塔·德塞是孟加拉-德国混血儿，姬兰·德塞15岁离开印度后长期旅居欧美，洛伊是孟加拉-叙利亚混血儿，皮埃尔是澳大利亚人，因德拉·辛哈是英籍。他们或在印度境外受教育，或长期定居国外，对于印度有血缘之亲，又有“他者”的观察视角。深刻的身份危机使他们在文化心理和姿态上，天然就是西方和印度的桥梁。
基于这种天然身份，印度英语作家有共同的关注：一方面是重要的国际问题如全球化、文化殖民、种族歧视、非法移民、恐怖主义暴力等，另一方面是对印度发展命运的思考、对印度文化的反思，触及的题材也都是印度社会、宗教和文化中的敏感问题，种姓制度，贫富差异，妇女地位，现代化进程中，中产阶级、女性或东方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迷失等。
《失落的遗产》探讨后殖民时代西方对于东方社会的浸入、当今的印美关系。《微物之神》描写贱民男子与高种姓女子的恋情。《白老虎》反思印度的经济发展奇迹，讨论中产阶级生活的基石主仆制度的崩溃，被认为是“一个关于变化中印度社会的机智寓言”。
后殖民作家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洛伊从作家发展为公共知识分子，以猛烈批判政治和社会著称。近年发表《想象的终结》、《核武器的威胁》、《平等权利的促进》、《对恐怖主义之战》和《生存的代价》等大量文章。她曾于1999年参加游行，反对政府在纳尔默达河流域盲目上马大型水坝建设项目，并根据实地考察写出《更大的公益》，指出政府操控的经济行为使个别统治者中饱私囊，人们则被迫迁居，利益无法被保障。
印度当代文学的闪亮主要聚焦于印度裔外国籍作家的英语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文学的成就仍然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一部分和表征之一。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后殖民作家”的国籍、经历不同，但有共同的文化标签“印度”，《纽约太阳报》称瑞典籍的阿迪加是“印度土生子”（India’s Native Son），这或许是这一批在西方文学视野中崛起的印度作家的共同形象。生活在地球各个角落，受西方教育，有国际视野，用英语写作，却始终热爱、关心、表现印度，又不离开他们文化的根。印度英语文学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命题的最好注解。洛伊曾评价拉什迪的功劳：“人们已经被印度迷住了。我们不再需要卖弄地吸引他们的注意，只是叙说我们自己的故事。”难怪社科院的陆建德研究员特别提醒中国读者，不要因为看了《白老虎》里的印度乱相，就生出优越感来，恰恰相反，印度接受并欢迎《白老虎》，表现了他们的成熟和自信。中国还沉溺于成为“世界工厂”的骄傲时，印度已经提出要当“世界办公室”的目标了，印度的精英阶层也更地道。
另外，灵活、现代、与国际潮流贴近的写作手法，也是后殖民作家成功的秘诀之一，这与他们创作的国际视野直接相关。安妮塔·德塞的第一部长篇《哭泣吧孔雀》（Cry, The Peacock）运用意识流写法，为她赢得“印度的伍尔夫”称号，奠定她的文学地位。《人们都叫我动物》被认为糅合了残酷与伤感，运用双关和典型的“印度英语”创造一种淫猥低俗又滑稽幽默的表述方式。《白老虎》的黑色幽默，维克拉姆·塞斯则风格多变，富有后现代风格的长篇小说《金门》以十四行诗形式反映美国生活，世俗喜剧小说《合适的男孩》却回归现实主义的印度，《如意郎君》又是典型纯粹的北印度风情。
给中国文坛的印度经验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和印度分别是“龙”和“象”。龙象的同期复兴曾让西方焦虑。现在，印度后殖民作家在国际上强劲崛起。就文坛而言，“我们用英文写作”，但“我们就是印度，我们不是西方人眼中的印度”、“我们始终关心印度，而不是西方”；就文学市场而言，印度图书出版与国际的交流通畅，牛津大学出版社、企鹅公司、兰登书屋等世界著名出版商纷纷入驻印度，确保印度文学能顺利走向世界。
以英语写作为例，德国汉学家顾彬就提到，事实上美国人根本不读非英语类的书，以前林语堂、张爱玲都能用英文创作，这是他们在海外成名的重要原因，而现在中国作家普遍外语不行，严重受制于翻译，直接导致在海外的知名度不高。少数几个能将自己作品译成英文的，如梁秉钧，水平也不高。
北大的刘安武先生也感慨，印度的语言种类虽多，大多从梵语发展而来，而梵语与西欧语言有血缘关系，同属印欧语系，语言沟通流畅。中国文学走不进世界，国人津津乐道的诗经、红楼梦在海外没有市场，语言隔阂总还是原因之一。刘先生提到从五四到建国初期一直讨论的汉字改革方案，那时季羡林还常说到废除汉字和汉语拉丁化字母化问题。越南的文字改革就是废除汉字，全面拉丁化。北朝鲜也完全放弃了汉字。因为表意的方块字语言系统与字母系统实在太不兼容，学习起来也困难繁琐。刘先生举例说，当年他们去印度推广汉语，50多人的汉语班，最后毕业的不到两三人，都说太难。而一同出去的一个校工，参加印度的扫盲班，一个月下来已经能读印地语报纸了。废汉字、全面拉丁化是否可行是另一回事，现在的问题是完全不讨论这个问题了，这让刘先生感到很惋惜。
所有这些印度经验和探索，或许都可以给中国文学界提供一些借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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