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困惑的香港人才问题

香港：不容易读懂的城市

    中国的香港特区，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它的面积仅1104平方公里，约相当于北京市的十五分之一，总人口只有700万人（2009年底为702.64万人），可谓“弹丸”之地；而相对繁华热闹的港岛和九龙，则分别只有80.6和46.9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它又是享誉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东方明珠”，即使同一些发达经济体相比，其不少经济指标亦毫不逊色。

    香港社会，呈现出高度多元化的特征。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迷信与科学，奇怪而又和谐地共处兼容；行色匆匆的白领、步履蹒跚的拾荒阿婆，周末遍布港岛的菲律宾籍家佣、神情严肃的巴基斯坦籍保安，粤语、英语、普通话相互交织的对话等，遍布香港各处。似乎有点乱，却又相互交融，互不妨碍，秩序井然。

    尽管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的金融业和转口贸易造成了不小冲击，但目前服务业仍占GDP逾九成（2009年为92%）。背靠内地、面向全球，是香港经济的特色，同时也意味着“人才”的重要性。不过，在人才问题上，香港似乎同样不容易读懂。上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经历了经济转型和制造业北移，造成传统产业、低教育程度人口明显过剩，高端人才供给相对不足。然而，不论是多数市民的现状和态度，还是政府部门的有关政策，似乎都是南辕北辙。

香港的“人才悖论”

    “悖论”反映的是“无奈”甚至“嘲讽”。提出“悖论”，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缴械投降”，但同时也表明了一种心结和希冀：解释不到，但渴望解释！尽管如此，我还是愿用“悖论”一词，因为没有其它词汇能够表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感觉和心情。一方面，多数市民的受教育程度，同香港经济的发达程度不相称；另一方面，香港的“移民”政策，至少从实际效果看，似乎是特别“鼓励”低学历甚至文盲人口！

    刚到香港不久就感觉到，如果说中国台湾地区以大学生为主，那么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则分别以高中生和初中生为主流（相对而言）。为了避免主观误导，写作此文时，随手查阅了当地相关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还真是如此。以2008年为例，在15岁及以上人口中（澳门为16岁及以上），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人口所占比例，中国台湾地区分别为17.9%、14.3%、32.4%和35.4%，香港分别为23.7%、16.1%、35.7%和24.5%，而澳门则分别为21.8%、30%、27.3%和20.8%。当然，在计算香港市民受教育程度时，此处将中六、中七（相当于“预科”）计入高中（中四、中五）一组；不过，即使将5.4%的“预科”计入高等教育一组，高中（30.3%）仍然超出高等教育（29.9%）所占比例。

    澳门经济较小，且产业结构有特殊性，暂且不论。就台湾和香港而言，2009年台湾地区的人均GDP为17660美元，而香港地区则高达3万美元（以政府公布的临时数字233239港元和平均汇价7.752计算，为30087.6美元）。显然，至少同台湾相比，香港市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同其经济发展水平亦是不相称的；而香港经济的特点（参与全球竞争）和产业结构特征（服务业主导），本来对教育程度应有更高要求。

奇特的“移民”政策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地区，谈不上“移民”问题。不过按照《基本法》第154条的规定，国家依据“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赋予特区政府享有出入境管制方面的自治权，故为讨论的方便，暂以“移民”一词称之。

    香港有种类繁多的“移民”安排，鼓励高素质人才到香港安家落户。不过，透过表象看本质，从实质效果看，似乎低教育程度的“移民”数量占据绝对优势。不考虑访港旅客，以及外地劳工（截至2009年3月31日为1388名）、外籍家庭佣工（截至2009年3月31日为257872名）等短期佣工，以及“专业人士和投资者”（2008至2009年度为22815名，涉及100个国家和地区）等短期或长期佣工，香港的“移民”主要有如下三类：

    一是各种高级人才的引入，他们大多数是高学历的高级专业人才，包括“海外中国专业人才”、“在本地教育机构毕业的内地学生”和“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截至2009年3月31日分别为2525名、1842名和1058名。他们都是政府为提高香港经济竞争力而竭力吸引的人才，但迄今总人数总共不过5425人。

    二是基于社会民生方面的“移民”，主要包括“受养人来港”和“单程证来港”两种。他们规模颇大，仅2008至2009年度就分别有20691名和39272名，一年总共近六万名（59963）。不能排除这些群体中不乏高素质人才的可能，但至少专业技能和学历等不是考察标准，事实上不少属于低教育程度群体。

    第三种“移民”，在学历或技能方面似乎是中性的，不太好判断。他们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是企业因工作需要而申请的工作“移民”，截至2009年3月31日为28249名；二是透过“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来港的“投资移民”（下限是650万元），截至2009年3月31日共4768名申请人获批准，投资金额总值为268亿元（包括家庭成员，故人均投资额略低于650万元下限）。

    简言之，如果不考虑访港旅客、短期佣工和专业技能不详的第三类“移民”，上述第一种高级人才远远少于第二种基于社会、民生和家庭因素的“移民”，在数量上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即使是第一种“移民”，其中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来港的人中，歌星、演员、运动员等知名人士亦占了很大比重，同传统意义上的“专家”、“学者”有很大不同。

旁观者的困惑

    与经济发展程度不相称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移民”政策对低教育程度人士的“鼓励”等，似乎同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需求状况存在矛盾。按理说，这样的群体，由此决定的主流民意，以及据此产生的政府政策，应该很难尽如人意、至少缺乏远见了，但事实上又不是。刚来香港的时候，我对香港的社会经济及相应政策，进行过多方面考察；最初觉得有不少问题，但分析结果却是：即使不是最优，也至少属于次优；任何争论，似乎各有一半道理，进一步的帕累托改进似乎很难，包括讨论了几十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最低工资”等。

    在经济分析中，“假设”是学者的懒惰和“托词”，是不得已的最后逃遁之门，无助于解决“困惑”。当然，这些困惑有点像是我等旁观者的“杞人之忧”，大多数香港人仍然是“马照跑、舞照跳”，生活仍然悠哉乐哉，经济仍然发展、社会依然繁荣。虽然如此，困惑不解，终不难释怀，于是有机会就竭力寻找现实解释。

    最初的解释，有很多方面。比如：中国的勤奋务实传统与英国“较真”“法治”精神的交融；香港人不重视正规教育（或许机会成本太大），但重视有针对性的在职培训；经济自由、法治精神、“大市场、小政府”理念等，充分激发出“看不见的手”的活力和潜能等。这些解释，或各为部分原因，但仍不足够。昨日（2010年3月24日）看到的一则新闻，则添加了另外一种解释，这也是促成此文的原因之一。

一则新闻的启示

    3月25日，香港各主要报纸，纷纷以半版篇幅报道了一则新闻。这不是什么大新闻，但对香港市民来说，它同争论了十几年的“西九”有关；对我而言，同解答上述“困惑”有关，故引起了我这个“旁观者”和广大香港市民的普遍关注。

    香港寸土寸金，大片可开发土地已不多，尤其是在九龙与港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两侧。1998年，时任特首董建华提出了“西九文化区”概念，拟以九龙西南端的大片待开发“填海区”，打造香港的文化娱乐区，助推香港成为亚洲的文化中心；此后，出于对“官商勾结”、“浪费公帑”等方面的担忧，“西九”持续成为香港的争论焦点。最后，政府确定了斥资216亿港元自行发展的方案，并于去年全球“悬赏”，招聘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

    3月24日中午，政府决定任命谢卓飞担任西九行政总裁，今年8月份履新，任期3年，外界估年薪350万。香港媒体将谢卓飞誉为当今世界“艺术管理猛人”，据说位列英国艺术管理人才“top4”。谢卓飞于1990至1995年任南岸中心（Southbank Centre）音乐总监，1995年至2010年任地处伦敦金融城核心地带的巴比肯中心（Barbican Centre）艺术总监。考虑到巴比肯中心与“西九”概念相近，再加上谢卓飞经验丰富、15年来管理成效显著，故在7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申请者中，最终胜出。

    在香港，全球“悬赏”不是什么新鲜事，香港的政府、公营机构乃至企业，特别喜欢全球招聘。去年，港交所以720万年薪聘得前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李小加，采用的也是全球招聘模式。由于薪酬优厚、机制严格，多数情况下能够招聘到理想的全球顶尖人才。目前，香港同全球逾170个国家和地区有“免签”安排、出行方便，再加上税率低、薪酬相对优厚等，对各类高级人才有一定吸引力。

    除了高级人才全球聘请，香港的在职培训非常完善。一方面，香港有大量的在职培训机构和政府鼓励计划，如香港公开大学、职业训练局、制衣业训练局、建造业议会训练学院、“毅进计划”、“展翅计划”等；另一方面，世界上许多顶尖机构，在港设有分支机构，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培训项目，提高员工的实用技能。

    由于各机构高层能够汇集全球顶尖人才，中层甚至基层员工有完善的培训机制，且各类制度、指引相对完善详尽，因此，尽管多数员工的学历不一定很高，但在政策合理、指引明确的情况下，由于员工具备良好的实用技能与敬业态度，相应的营商手法、工作效率和业务水平等均有相当保障，并以此为香港整体经济的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结语：一点感触

    或许是“高中”为主导的原因，香港人不爱看书：即使看书，也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不论是书展还是书店，风水、美容、保健之类的书，至少占三分之一甚至一半。香港期刊杂志约有788种、报纸53种（2004年数字），但基本以图片和标题为主，人们似乎懒得看文字。看书的目的，似乎以娱乐和实用为准，很少像我们那样寻找思想启迪或专业知识，他们似乎既无时间、又无兴趣。

    或许工作压力太大之故，港人似乎比较爱“赌”。在国际金融中心中，香港在牛熊证和窝轮（均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方面稳居全球首位，多数是持货不过夜的“短炒”。每到“马季”，无数市民将“赛马会”堵得水泄不通，纷纷手持sun或apple报纸的赛马版，聚精会神地计算赔率等，一弄就是大半天。

    在电视上，香港股评人的基调，似乎以劝阻散户（小投资者）为主，时刻提醒市民提防成为大户“点心”，股评人胡孟青女士的“你玩股，股玩你”更成为名言。内地似乎相反，不少股评人有点像“卖膏药”的，言语极具诱惑力，似乎以鼓动散户入市为主。换句话说，香港市民爱冒风险，政府和专业人士有机会就提醒之，但仍无阻他们的热情；内地民众似乎相反，即使股评人用尽浑身解数，不少人仍不知股市为何物。

    然而，就是这样的群体，这样的市民，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令世人刮目相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香港屡屡遭受重大冲击，但不仅能够迅速恢复元气，而且能够快速转型，再创新的经济奇迹。例如，二战期间，香港外贸几乎全部停顿、工业生产急剧萎缩，但战后迅速崛起为全球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香港转口贸易一落千丈，但几年工夫就成功实现了工业化转型；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香港经济很快转向了多元化，开始向服务业转型。即使后来的1987年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香港的复元能力和速度都是惊人的。在上述过程中，有内地支持的因素，亦有香港自身的特殊因素。

    香港的许多问题，初看起来，似乎不尽合理；仔细琢磨，所谓“摁下葫芦起来瓢”，多数情况下还是维持现状的好，香港的人才问题就是一例。这也是对香港问题，看得多、想得多，但往往难以下笔的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密当年提出“看不见的手”，确实是聪明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