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一直在关注海外汉学,尤其是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情况,我的阅读也主要围绕这个论题。最近正在读的是德国学者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厚厚一巨册的《上海情爱——妓女、文人与娱乐文化,1850—1910》(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1850-1910.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这本书很有意思,它将晚清妓女、文人和娱乐文化置于同一个“场域”中来加以考察,为我们展开了晚清文学与文化一个被遮蔽的、重要的面向。
对上海妓女的关注,由来已久。一座“浮城”,若干“尤物”,成为海外学界热闹的话题。国内比较熟悉两本译著,一是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和性》,还有一本是列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200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贺萧(Gail 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前者站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的交叉路口,以现实主义的目光,审视上海经济文化生活中“最富活力”的那一部分,明确了娼妓性质不断“商业化”和“情欲化”的进程。后者则探查20世纪“娼妓”问题与民族、政治、商业、性别及情感文化的相互扭结、彼此征用的关系。而叶凯蒂的《上海情爱》与此有些不同,导论之外,再分八章,从不同方面,深入讨论城市景观与流行时尚、欢场制度与文化姻缘、文人心态与娱乐文化的关系,特别是大众消费文化与头牌娼妓的互惠、互利关系,重新赋予她们以光彩照人的一面。她们不仅在勾栏世界里左右逢源,精打细算地操持着自己的情色生意,更是在公共领域中呼风唤雨,引领一时潮流。以往那种将女性一概视为父权牺牲品的论述方式,至此似乎已成明日黄花。
过去对上海大众文化的观察,多从文化制度和工业资本的角度导入,但近来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从微观、唯物、日常生活以及知识精英以外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入手。比如叶凯蒂笔下的清末妓女,大胆地表演西式服装,以颠覆传统性别界限的方式着男服,乘马车,出现在人流混杂的茶楼、戏院和公园,以此展示自己独特的魅力。那些新式服装,不仅改善了她们的外在形象,为其增“色”添“奇”,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身体语言和行为姿态,见证了一座城市的欲望,提供了一种全新价值标准,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更具意味的是,妓女从来都是知识分子自我历程的一部分。她们身处礼法的化外之境,为那些文人营造出一方别样的文化、情感空间。声色犬马的平康巷里,文人们轻财结客,饮酒任侠,表面看似自我麻痹、龟缩不前,但实际上,也孕育着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思与再建。所以叶凯蒂很有见地地指出,文人与妓女是“相互定义”的,这就有如城市与妓女的关系一样。
《上海情爱》关注的问题当然远远不止这些,比如它还讨论晚清家具与妓女的关系,晚清城市指南与都市的建构等等。叶凯蒂以独到深入的论述,对视觉文本的精彩解读,和大量文字材料的细密梳理,提供了一个文化研究意义上的上海妓女、文人及城市现代性的综合考察,为我们细描了近代娱乐工业的勃兴与传统文化以及新式媒体之间的重要关联,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报记者 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