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委屈与尴尬

    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冯友兰哲学思想自成体系，其人其作，深刻地纠集在历史和现实之中，给后人留下诸多话题。

    “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这是冯友兰之女宗璞在《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一书中所说，如果不知他们的父女关系，还以为作者置身事外，冷静客观地评说。这本书具有双重的特质——文学作品中的细腻情感和学术作品的冷静理性。由于宗璞的身份，一为作家，著文温婉感人，写冯友兰家庭中琐屑而有意味的小事，写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的亲情之舟（几篇悼念亲人的文章感人至深）；一为学者，试图在历史的背景下，走进冯友兰的内心，一方面对他历史选择和时代困境作同情之了解，另一方面，面对批评、诟病乃至非议，显得小心翼翼，不得不为“冯先生”辩解，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世态。”

    作家身份，学者身份，都抵不过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这一身份。“父亲很幸福，父亲很委屈”，冯友兰的委屈、内心的苦闷、尴尬也只有家人才能感受到。不论宗璞钩沉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时期的旧事，还是描述冯友兰在晚年重写哲学著作的新说，一个父亲，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冯友兰，一位哲学家，笃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用毕生的经历和心血构筑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都呈现在读者眼前。

    不大为人所知的冯友兰，“他牺牲了自己的尊严来谋取生存的空间，委曲求全于一个苦难的时代”。鲜为人知的冯友兰的侧面，让我们对历史和人生，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体悟和反省。

    学者们年事已高，总希望传授所学，解放后，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冯友兰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悲哀：“家藏万贯，膝下无儿。”无独有偶，陈门弟子众多的陈寅恪也慨叹：“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这显然不是学者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几次检讨都没有过关，金岳霖和周礼全去看他，“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金岳霖说罢，一时情急，两个大哲学家竟然相拥一块，抱头痛哭。

    “文革”中，冯友兰在手术后，腰间挂着尿瓶，被人打倒在批斗台上，游街时接连摔跤，还要继续走，那时他已经71岁。张岱年针对冯友兰的处境说：“在那种环境下，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72年，冯友兰给从美国回国访问的王浩（西南联大时期冯的学生）写了一首诗：“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冯友兰的变与不变，“他的根本思想是爱国，他的指导思想是爱国”。

    1985年年底，冯友兰过生日，邀请北大的老人梁漱溟参加，梁来信说，因足下谄媚江青，拒参加寿宴。后来，冯友兰在宗璞的陪伴下回访梁漱溟，消除误会。宗璞对梁漱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习惯于指责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这本书收录了几篇具有史料价值的冯友兰旧文，除此之外，所收录的文章澄清事实，倾诉亲情。有多篇文章是澄清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对冯友兰的“不实之词”。冯友兰对哲学“欲罢不能”，宗璞在面对指责冯友兰的文章时，也是“欲罢不能”。

    事实上，像何兆武对冯友兰的评价，并非孤立的。由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初版于1946年7月的《联大八年》，其中有一段对冯友兰的品评：“据说冯先生很善于理财。根据冯先生最近几年的行动，有很多人以为冯先生由‘风流’而转变为‘现实’，由‘为无为’而转变到‘为有为’了。假若说太虚是‘政治和尚’，那么冯先生可以称为‘政治哲学家’了。”这可以看作当时联大一些学生的观点。

    再来看《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的一段谈话。1961年4月30日晚饭后，钱思亮夫妇来胡适住处，大家就在客厅里随意聊天。胡适谈到了冯友兰说：“在一个天主教办的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胡适话锋一转：“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装满东西，带回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

    胡适的谈话，涉及到冯友兰的个人生活细节，不无个人偏见。想来宗璞也曾寓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在这本书中，有笔墨提到冰箱，捐给了北大校医院。宗璞对冯友兰的辩解，有一种欲说还休的苦涩况味。过多的辩解，反而不如不说。

    冯友兰对“文革”中参加“梁效”写作班子的经历，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谈到时，本着“修辞立其诚”的态度，写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晚年冯友兰的反省是诚恳的，可谓儒家所说的“知耻近乎勇”。有这个真诚的道歉，谁还会苛求一个学者的作为只有“天地境界”，而无“功利境界”的成分？

    对冯友兰的争议、批评甚至非难，都难以动摇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冯友兰这样的哲学家，在特殊年代经历的那些遭际，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是历史的伤疤，浮沉有遗憾，俯仰无愧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冯友兰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书赠时在云南大学执教的施蛰存一条幅：“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先着鞭。”宗璞在《散失的墨迹》文中认为这“应是父亲自作”，意思是冯友兰写的，有误，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诗作。“扫胡尘”、“靖国艰”，这首诗言明陆游抗击侵略者的心曲，冯友兰书录给好友，寄寓了联大学者的爱国之情，也是文人抗战的一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