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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0年08月18日 星期三

    冯友兰的委屈与尴尬

    刘宜庆(本报专栏作者)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08月18日   10 版)
    《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宗璞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28.00元

        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冯友兰哲学思想自成体系,其人其作,深刻地纠集在历史和现实之中,给后人留下诸多话题。

        “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这是冯友兰之女宗璞在《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一书中所说,如果不知他们的父女关系,还以为作者置身事外,冷静客观地评说。这本书具有双重的特质——文学作品中的细腻情感和学术作品的冷静理性。由于宗璞的身份,一为作家,著文温婉感人,写冯友兰家庭中琐屑而有意味的小事,写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的亲情之舟(几篇悼念亲人的文章感人至深);一为学者,试图在历史的背景下,走进冯友兰的内心,一方面对他历史选择和时代困境作同情之了解,另一方面,面对批评、诟病乃至非议,显得小心翼翼,不得不为“冯先生”辩解,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世态。”

        作家身份,学者身份,都抵不过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这一身份。“父亲很幸福,父亲很委屈”,冯友兰的委屈、内心的苦闷、尴尬也只有家人才能感受到。不论宗璞钩沉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时期的旧事,还是描述冯友兰在晚年重写哲学著作的新说,一个父亲,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冯友兰,一位哲学家,笃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用毕生的经历和心血构筑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都呈现在读者眼前。

        不大为人所知的冯友兰,“他牺牲了自己的尊严来谋取生存的空间,委曲求全于一个苦难的时代”。鲜为人知的冯友兰的侧面,让我们对历史和人生,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体悟和反省。

        学者们年事已高,总希望传授所学,解放后,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冯友兰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悲哀:“家藏万贯,膝下无儿。”无独有偶,陈门弟子众多的陈寅恪也慨叹:“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这显然不是学者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几次检讨都没有过关,金岳霖和周礼全去看他,“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金岳霖说罢,一时情急,两个大哲学家竟然相拥一块,抱头痛哭。

        “文革”中,冯友兰在手术后,腰间挂着尿瓶,被人打倒在批斗台上,游街时接连摔跤,还要继续走,那时他已经71岁。张岱年针对冯友兰的处境说:“在那种环境下,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72年,冯友兰给从美国回国访问的王浩(西南联大时期冯的学生)写了一首诗:“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冯友兰的变与不变,“他的根本思想是爱国,他的指导思想是爱国”。

        1985年年底,冯友兰过生日,邀请北大的老人梁漱溟参加,梁来信说,因足下谄媚江青,拒参加寿宴。后来,冯友兰在宗璞的陪伴下回访梁漱溟,消除误会。宗璞对梁漱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习惯于指责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这本书收录了几篇具有史料价值的冯友兰旧文,除此之外,所收录的文章澄清事实,倾诉亲情。有多篇文章是澄清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对冯友兰的“不实之词”。冯友兰对哲学“欲罢不能”,宗璞在面对指责冯友兰的文章时,也是“欲罢不能”。

        事实上,像何兆武对冯友兰的评价,并非孤立的。由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初版于1946年7月的《联大八年》,其中有一段对冯友兰的品评:“据说冯先生很善于理财。根据冯先生最近几年的行动,有很多人以为冯先生由‘风流’而转变为‘现实’,由‘为无为’而转变到‘为有为’了。假若说太虚是‘政治和尚’,那么冯先生可以称为‘政治哲学家’了。”这可以看作当时联大一些学生的观点。

        再来看《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的一段谈话。1961年4月30日晚饭后,钱思亮夫妇来胡适住处,大家就在客厅里随意聊天。胡适谈到了冯友兰说:“在一个天主教办的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胡适话锋一转:“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装满东西,带回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

        胡适的谈话,涉及到冯友兰的个人生活细节,不无个人偏见。想来宗璞也曾寓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在这本书中,有笔墨提到冰箱,捐给了北大校医院。宗璞对冯友兰的辩解,有一种欲说还休的苦涩况味。过多的辩解,反而不如不说。

        冯友兰对“文革”中参加“梁效”写作班子的经历,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谈到时,本着“修辞立其诚”的态度,写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晚年冯友兰的反省是诚恳的,可谓儒家所说的“知耻近乎勇”。有这个真诚的道歉,谁还会苛求一个学者的作为只有“天地境界”,而无“功利境界”的成分?

        对冯友兰的争议、批评甚至非难,都难以动摇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冯友兰这样的哲学家,在特殊年代经历的那些遭际,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是历史的伤疤,浮沉有遗憾,俯仰无愧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冯友兰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书赠时在云南大学执教的施蛰存一条幅:“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先着鞭。”宗璞在《散失的墨迹》文中认为这“应是父亲自作”,意思是冯友兰写的,有误,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诗作。“扫胡尘”、“靖国艰”,这首诗言明陆游抗击侵略者的心曲,冯友兰书录给好友,寄寓了联大学者的爱国之情,也是文人抗战的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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