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事业的大功臣

    手捧孙平化先生的遗作《中日友好随想录》，孙老那风趣、豪爽、睿智的音容笑貌便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和眼前。

我所接触过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功臣

    中国有句俗话：“饮水不忘掘井人。”孙平化前辈堪称是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当之无愧的掘井人之一。他从1952年起就在周恩来总理和廖公（廖承志）的领导下，成为新中国开拓中日关系的先锋，参与接待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访华的日本来宾。直至1997年8月不幸仙逝，他一直是中日民间交往的旗手，把毕生精力、才华与热情都献给了中日友好事业。

    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孙平化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重托，于1972年7月率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日本，于同年8月15日受到当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会见，并转达了周总理对田中首相访华的邀请，促成了田中角荣首相于同年9月25日成功访华，为中日恢复邦交铺平了道路。因而称孙平化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功臣一点也不过分。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孙老的事业更加红火。他根据党中央对日政策方针，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接待来访的日本朋友不计其数。人称“老孙”的他，好像孙悟空似的有浑身魔法，无论何时何地，总能把各种各样的日本人吸引到身边来听他讲“故事”、与他交朋友。当年，周总理和廖公启用了这位忠心耿耿、足智多谋、谈吐幽默的“东北怪才”，也真是慧眼识珠。

    提起孙平化的大名，我1975年在北京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系日语专业读书时就如雷贯耳。作为学习日语的学生，我一直对孙老充满敬佩崇拜之情。我与孙老的接触可说是一种“由近而远、由远而近”的过程。

    先说“由近而远”。我在大学学习日语期间，孙老的千金孙晓燕是比我高两年级的师姐。当时我们上课的教室相对，每天上下课抬头不见低头见。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时，我们几个年级的同学甚至还男女生分开，在学校操场的帐篷里一起住了个把月。当年这位师姐绝对是眉清目秀、才貌出众，但穿着朴实，为人非常低调，以至于我们在校期间几乎没说过一句话。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敬而远之”。

    再说“由远而近”。在校期间，最早见到孙老还是在北京的中国政协礼堂。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是孙老在欢迎日本“部落民”代表团大会上讲话致词。由于座位离得较远，看不太清，只觉得台上孙老的脑门和头顶比较亮。他讲话底气十足、声音洪亮，不断激起场内阵阵掌声。

    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日本方面的研究，记得一次到中日友好协会开会，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孙老。会下他曾对我说：语言是重要的工具，但我们的学生只学日语不行，还要研究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既是他的殷切期望，也成为我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

孙老缘何看重“稻门会”？

    “稻门会”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校友同窗会，在日本国内外设有分会。会员中包括曾经在早大进修或做过特邀研究员的外国人。20世纪90年代，我和孙老作为早大的校友曾多次应邀出席过“稻门会”在北京的聚餐活动。

    1987年至1988年我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博士课程，后因国内工作的缘故而辍学回国。就在回国前夕的1988年3月23日，我非常荣幸地应邀出席了早稻田大学授予孙平化名誉博士学位的招待会。当时，在场的还有早大总长（校长）西原春夫、全日空公司会长冈崎嘉平太等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的老朋友。那天，孙老显得特别高兴，始终笑容可掬。

    2010年3月12日我在东京与西原春夫先生重逢时，还一起回忆起22年前那段历历在目的往事。或许是因为有早大这段缘分，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我经常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 “稻门会”的聚会活动。正巧，那时孙老是早大“稻门会”北京分会的会长，我的师姐孙晓燕也曾在早大留学，自然是逢会必到的重要会友。于是乎，我们又由远而近地走到一起，与日本朋友共同度过许多难忘的美好时光。记得那时经常给我发邀请信的是三洋公司驻京办事处的负责人川西重忠先生（现任日本樱美林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

    2010年6月19日我在杭州出席“中日战略互信与战略合作”国际研讨会时，与川西重忠先生重逢。孙平化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又自然成为我们的话题。川西先生回忆说：孙平化特别幽默，谈笑风生，人缘特好，所以很多人都是想和他接触才来参加北京“稻门会”活动的。我记得有一次他在致祝酒词的时候一本正经地对在场的日本朋友用日语说：“有人把我称为孙平化阁下，大可不必啦。因为‘平化’的日语发音是‘陛下’，只有天皇才被称为陛下。既然我已经是‘孙陛下’了，就不必再称‘阁下’啦！”他拿自己的名字开玩笑，自己没笑却引起全场一片笑声，气氛一下就轻松活跃起来。这就是孙老的本事，有点像今天的赵本山那种能侃的辽宁人，一般人学不来。

    不过，至今似乎仍令川西先生略感不解的是，孙平化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而后来早大只是授予了他一个名誉博士学位，可他生前却为何那么热衷于参加早大校友会“稻门会”北京分会的活动呢？我的解释是，这是由于孙老把这些活动与他所从事的中日友协的工作融为一体的缘故。其实，也许我们可以从孙老遗作《中日友好随想录》一书的自叙中找到最正确的答案：

    “早大授名誉博士始于1957年，第一位授予石桥湛山，后来有松下幸之助、井深大、河野谦三等名流；外国人士有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夫人，德国的阿登纳、法国的密特朗等。廖公是第25名，当时他因病委托我代领；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是第32名，现在我跻身第33名，是很高的褒奖，极大的荣誉。

    两场毕业典礼之间，在大隈会馆与西原总长等教授共进午餐，手端饭盒环顾四周，往事又涌上心头：就在这个会馆，松村谦三曾宴请我；我也曾在此出席他孙子的婚礼；还有字都宫公子的婚礼……都是在我任廖办首代时期，一晃二十多年了。

    当晚西原总长在‘福田家’设宴祝贺，座中有川濑武彦教务部长、安藤教授夫妇、安江国浩外事课长及其前任山代先生。我说，我是早大新生，今天入学、今天毕业并获博士学位。西原总长说：‘六年前你来为廖先生代领名誉博士，我就想，将来不是代领，而是亲领这个学位。今天终于实现了，感到特别高兴。’他拿出一本日文版《随想录》要我签名，我恭敬写下：‘请总长指教。早大新生孙平化。’

    至此，这光辉的一页可以翻过去了。明天上午将回国继续工作，实践为中日友好贡献余生的诺言。

    天涯何处无芳草，早大何处无校友——世界各地都有稻门会，北京稻门会有日、中人士近80名，现在我也成为其中一员，会长是三菱商事驻京办主任金田让二，干事是东洋工程北京事务所长吉田治夫。”

    孙老生前还特别记下一笔：“早大赠予我这个新生三箱书籍，还把‘式服’、博士帽、学位章，连同证书装在有早大标志的提包里一起送给我留念，这是最珍贵的礼品，是远高于财物的永恒纪念，不知道我的子孙能否依照我的心愿一直保存下去？”

《中日友好随想录》是孙老的化身

    遗憾的是，健康而健谈的孙老却不幸于1997年8月15日病逝，享年80岁。与我们如此亲近的孙老竟忽然离我们远去了，这令中日两国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各界人士不胜惋惜和悲痛！

    幸好，孙老早有远见，在晚年曾以抢救“文物”似的紧迫感，百忙之中笔耕不辍，把他在战后中日关系中那些宝贵的亲身经历追忆并记录下来，直到病逝前三周才被迫搁笔。在这期间，孙老的大作《中日友好随想录》、《我的履历书》曾先后于1988年和1998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并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书中生动地记述了战后中日两国化敌为友、实现邦交正常化、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过程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独家“爆料”、人物细节、经验之谈和对日政策方针的由来。每当读到孙老遗作就会感到孙老没有走远，仿佛还在我们的身边。

    2009年12月，孙平化的又一力作《中日友好随想录》出版。该书是一部价值极高的中日关系事实录，是留给中日两国子孙后代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该书记述了自1984年到1997年孙平化担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会长期间，直至生命的最后旅程，与日本各界人士交往的400多个真实故事。该书是此前出版的两部作者传记的续篇，进而构成“孙平化与中日关系”的三部曲。

    该书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专著，但更胜史学专著。史学专著往往是考察别人的历史文献与史实，并进行有条理的加工整理，而这部《随想录》记载的则是当事人独特的亲身经历。即便在正式的国家档案中，也不会记载那些鲜活的历史事实。这是它的史学价值所在。

    全书文如其人，坦诚明快，叙议结合，爱憎分明，自然洒脱，语言生动，文笔流畅，不拘形式，毫无雕琢粉饰之状。书中每个故事都堪称是作者对所见之写真、对所闻之实录、对所想之坦言，读来好像在听毫无拘束的朋友跟你“侃大山”，让你身临其境。作者非凡的记忆力为读者留下许多往事的细节，篇篇精彩，令人爱不释手。

    作者笔下的那些真人实事可以使读者更加形象、深入、小中见大地了解那段中日关系的历史。它会告诉你，那些日本友人曾经为中日关系做过哪些好事。中国人有不忘本、不忘别人恩德之美德。但是，如果作为后人根本不知道在日本谁是小人、谁是恩人，就很难妥善应对、继往开来，甚至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孙平化的大名早已载入战后中日关系的史册，孙老之所以在晚年拼命地撰写他的人生经历，绝非为个人树碑立传。他曾经把廖承志作为良师益友与工作楷模，深为廖公突然去世而带走了无法挽回的宝贵历史记忆而不胜惋惜。

    有心的读者如果仔细品味书中的故事，也许会从字里行间体会出作者的良苦用心。他是在以“随想录”的形式，竭尽全力为身后继承他事业的人留下前行的路标、留下续写中日友好的人物库和档案馆、留下发扬光大中日友好事业的机缘和资源、留下发自肺腑的嘱托与期许，目的就是要使中日友好事业的薪火世代相传！

    书中不仅记载了作者同日本友人情深意长的交往，也记下了与日本一些阻挠中日友好的人针锋相对斗争的场面。这可以使人了解中日友好关系的确来之不易；也可以使人看出，作者是位既讲人情、更讲原则的人。书中不仅记载了中日两国的许多大人物和老战友，也记载了一些在他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可见作者是位既能把握大局又平等待人的人。书中不仅记载了作者陪同日本客人走访中国各地的旅程，也记载了他每到一地都尽力促进当地与日本经贸投资合作的经历。可以看出作者是位既讲朋友交情又重务实合作的人。

    书中不仅记载了中国的大好河山与经济发展，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位嫉恶如仇、深爱祖国且极有自尊的人。书中不仅记载了与老友相聚的欢乐，也描述了与挚友生离死别的悲伤。从中可以读出作者是位既爱交新朋友、更不忘老朋友的人。同时，对那些阻挠中日友好的日本人，孙老提出要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下面是书中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浜野清吾逝世”；另一个是“赤尾敏死了”。

    浜野清吾逝世：“1990年6月24日浜野清吾老人病逝。我7月14日将去东京，已在日程中安排看望浜野老人，不料他还是先走20天，没给我留下最后一晤的时间！去年冬天访日，未能挤出时间去看他，只是写了张‘色纸’请他恕罪。在那之前几个月我和王秀云去医院看他时，他还谈笑风生。但毕竟是九旬以上老人，又是有恙住院，确也随时有走的危险。

    浜野老人早在1954年就随团访华，访问中忽然提出他有私事要先回国。我说，无法安排，一定要回的话，只好走着回去吧。后来几十年，‘走着回去’成为不断提及的笑柄。建交不久他来访，对于缔结文化协定特别积极，说50年代访华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在那个时候就提出过文化协定的事。无独有偶的是，70年代的这次访问中他竟又要单独提前回国！不过这次却非私事，是国内紧急召回——内阁改组，要他立即就任法务大臣。

    从法务省离任后，他当了日中议联会长，正值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无进展的时代，他为早日缔约，穿梭于东京北京，急起来竟不惜威胁福田首相说：如不答应，就要掀起倒阁运动。1978年8月12日缔约终于成功，他兴奋地率日中议联代表团专程来京庆贺。9月1日，中日友协在大会堂宴会厅隆重庆祝，餐台中央摆着浜野特地从日本带来的小豆饭和巨型年糕，那吉祥喜庆的硕大年糕和浜野清吾热情开朗的笑脸，还像12年前一样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间。”

    赤尾敏死了：“从《读卖新闻》上看到赤尾敏（91岁）于1990年2月6日逝世的消息，又引起一番回忆。此人一生是从左到右：年轻时信仰马列主义，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叛变，成了保皇派，和头山满搞在一起；战后组织‘大日本爱国党’，成了有点名气的右翼团体头目，还当选过国会议员。

    记得1956年随梅兰芳京剧团访日那次，赤尾敏到处破坏。用特大号字体印制了大量传单，贴满东京主要街道的电线杆，宣扬‘孙平化是中共大特务’。我同日本朋友笑说：我非大人物，不值得用这么大的字体。后来刘宁一率团访日，他又故技重施。起初我们想针锋相对，斗争、交涉，后来明白这类组织是私下收钱，闹出动静，一上报纸、电视，就正中下怀，‘扬名立万’了。索性不理睬他，反倒让他没趣。

    60年代初，松村谦三告诉我，访华回日本遭到右翼的威胁，赤尾敏找上门去。找去了怎样？松村没有明确讲，我理解无非是破财消灾。

    还有一次，我代表团去代代木体育场出席群众集会，赤尾敏站在一辆宣传车上，架着大喇叭，放着日本军歌，手持棍棒朝我们挥动，大喊大叫。我经他旁边进会场，喊些什么听不清，却有幸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瘦小老头的尊容。

    中日建交第二年廖公率中日友协团访日、1979年‘中日友好之船’访日，都有‘大日本爱国党’的宣传车尾随，到各活动地点去捣乱。日本警方赶不开他们，干脆用吊车将宣传车吊走，吊起来它还在‘顽强’地喊叫，真成了异景奇观。

    在廖办工作时期，对于‘大日本爱国党’的宣传车和电线杆上贴的传单，我已习以为常，不屑一顾了。右翼组织多如牛毛，唯有赤尾敏及其‘大日本爱国党’，因为与我如此有缘而被我记住。从后来的情况看，赤尾敏是广种薄收——那么费力也没能闹成大气候，谁都不把他当回事，在分析日本政局和社会思潮时他也不占什么分量。这一代右翼人士也成了历史过客。赤尾敏的死也没引发什么评论，无声无息。在他身后，也不知那个‘大日本爱国党’会怎样？”

    孙老生前一直关心中国对日本研究的发展，临终遗愿是设立“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并在弥留之际坚持办好捐款手续。孙老就是这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一个智商和情商双高的人、一个有益于中日两国人民的人！

    1972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右二）会见孙平化（右三）

    1956年，梅兰芳率团访日演出，引起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