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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0年08月18日 星期三

    新城/旧城

    ——城市随想(之三)

    赵园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08月18日   13 版)

        弃旧图新,已成城市改造的通行模式,由省会城市,到县城。且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往往迫不及待地率先迁往新城或新区——当然会用了冠冕堂皇的名义。与政府机关相“辉映”的,自然是大小公司,高档住宅区,别墅,与之配套的商业区,娱乐设施,由此完成了贫富的空间分割。这种分割与任何意义上的“进步”无关。那些居高临下的政府机关,戒备森严的“高尚社区”,直观地诠释了政府与民众、以及贫富间的紧张关系。梁思诚曾有保留北京老城、就近另建新城的设想,未被采纳。但眼下轰轰烈烈的新城、新区兴建,就我见闻所及,决不像是为了保存旧城,更像是逃离。当然“逃离”未见得“放弃”,但其造成的区隔,影响于城市的人文面貌、生态,将是长期的。我想,那位大建筑学家泉下有知,对于眼下的新城、新区热,会不胜感慨的吧。

        中原某省会城市的新区早已被作为了标本。在干旱缺水的中原设计“水城”,已不免荒唐;更在无水(无自然水源)的人工河上修建大桥,所满足的只能是某些人“生活在别处”(如威尼斯)的想象。在那新区看到了一所贵族中学。我不知晓那中学的学生能否有“现实感”,他们会如何感受自己生活的世界?对于无缘享用新城的市民,东区更像是旅游景点,而非同一城市的一个区。而我所见西北一座人口不多的省会城市的新区,拥有诸多大小广场与六车道、八车道的宽阔公路,更像是该城的“高尚社区”。

        城市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分割,不但实现在居住条件上,而且实现在居住环境、交通状况、对文化设施文化资源的占有以至空气质量上,使城市充斥了关于“等级”的明示与暗示,无疑将差别以夸张的形式放大了。这种新城或新区,令你想到的是“剥离”,剥离贫穷破败,将这些留给没有条件搬离者。较之此前一窝蜂地兴建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学城”,新城、新区的成本无疑更高,“国土资源”的成本外,更有扩大贫富心理落差的无形成本。“仇富”的确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却非“心理疏导”或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宣教小册子所能消除。

        发达国家的内城(城市中心区)、外城(郊区),多少是“自然形成”的。我们的旧城、新城则由政府主导,有计划地快速造成。较之商人、企业家,政府官员更醉心于“大手笔”(大投入,大项目,大工程),有一掷千金的气概,可惜所掷的并非私产,而是公共财政。所以取上述做法,自然也因旧城改造之难。 城市规划设计部门对新城、富人居住区的偏爱,也为了避开已成之局,避开城市改造的难题。因此推土机成为了城市改造的形象代言者。批评“形象工程”者,往往略过了这种规模巨大的形象工程。以一个城市展示“政绩”,堪称“豪奢”,是“传统社会”的父母官不敢想象的。

        曾有过来自高层的对于“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的批评。原有城市边缘的无限度扩张固然有弊,在原有的大饼外另摊一张何尝就是解决之道!摊大饼、再摊一张大饼的过程,1980年代以来不断提速,以侵占(不止于“蚕食”)农田为代价。在一轮建新城的“热潮”中,“国土资源”的大规模流失不可阻挡。农民则在承包的农田中盖新房,将旧房弃在日益空壳化的老村中——与“城市发展”同一模式。如此下去,守住18亿亩的生命线,只能是一句空话。

        何为“宜居城市”?应当是公共设施满足尽可能广泛的居民的需求,有利于该城居民的精神健康,为居民间的交流、交往最大限度地提供可能,有利于该城人的共生、融合的城市。“缺少基本的平等是一种持续的力量,它足以抵消任何可能使社会变得和谐、使城市变得人性化的努力。”(《小小地球上的城市》一,页8)老北京虽然有“东城贵,西城富,北城贫,南城贱”的说法,却不同于老上海的有“上只角”、“下只角”,胡同仍然是各色人等共同的居住空间。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城市”值得珍视的一份“遗产”。在眼下社会分化(分层)加剧的情况下,公共投入只能有利于共享,弥缝社会机体上的裂隙。公共设施决不应扩大层级,而应努力拉近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这也属于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基本原则。城市建设,与环境影响的评估并重的,应当是社会效应的预测。这里有人文学科专业知识运用的空间。

        对于雅各布斯所激烈批评的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与勒·柯布西耶的“辐射之城”,我不能置一词。但我知道那种城市规划设计思想,已在中国被广泛采用,而雅各布斯的思路,却难以被理解且更惮于落实——见效慢之外,还因太不容易“出彩”。她的那种由居民日常生活经验角度的观察与判断,是规划设计部门所不屑一顾的。“辐射式的花园城市”,是近十几年这一轮城市改造中常见的模式。在所有那些“新城”中,这种模式更清晰可见。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管你是否喜欢,北京、上海都是中国人口密度相当高的城市。其实除某些偏远地区的小城镇之外,中国的大中城市几乎无不高密度,且密度仍然在增高。无论城市官员与开发商有何种个人口味,他们都不能不将此作为规划设计的基本依据,即为密集生存的众生创造尽可能适宜的生存环境,而非在这样的地面上建造天上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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