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抹靛蓝,连通东西
■[美]迈克尔·陶西格
“愿以我的帝国换取一抹蓝色!”1789年,在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哥——如今的海地和多米尼加,仅其西部的一个省份,就有将近1800个靛蓝种植园,全部由奴隶耕作。靛蓝,而非糖,构成这个殖民地的主要出口物,尽管此地持续至今日的巨大历史回响始终和糖有关。
到18世纪,得益于靛蓝的天然色牢度和抗褪色性,蓝色成为工作和权威的专属制服色。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的警察穿蓝色制服?这不仅是为了掩盖吃比萨时溅在身上的油渍。拿破仑的“大军”曾经每年进口150吨靛蓝,为60万件制服上色。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甚至更早,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基石——丹宁布和热那亚布——已经诞生。它们由粗糙的亚麻布以及靛蓝染色的棉质斜纹布制成,后来几乎成为如空气般自然的存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丹宁来自于法国的“尼姆斜纹布”,而热那亚布则得名于“热那亚粗斜纹布”,粗斜纹布极有可能派生于埃及的福斯塔特城,也就是开罗老城。
我们牛仔裤的裤脚里,竟然藏着开罗老城的历史!“粗斜纹布”这个词将我们的思绪拉回比拿破仑远征埃及更早的年代,回到欧洲的黑暗中世纪。那时贵族们为了获得东方的染料、纺织品和香料,不惜一切代价。我们经常被告知,欧洲的帝国主义始于15世纪,始于著名航海家达·伽马和哥伦布对于东方香料的追寻。他们不断开辟航海路线,为的是获取胡椒、肉豆蔻、肉桂皮、姜、丁香以及藏红花,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掌控大部分伊斯兰世界时,高额关税使香料贸易受阻。1498年,葡萄牙人在印度停船,成功绕过这一路障。威尼斯和伊斯兰世界从此丧失贸易霸权。
然而人们鲜少意识到,此类和欧洲的贸易往来史,远早于达·伽马和哥伦布,至少能回溯到公元8世纪。并且除香料外,染料也被囊括其中。比如,巴格达就曾经是靛蓝染料的贸易中心。到13世纪,连通印度(因此靛蓝叫作indigo)和中东到达威尼斯、热那亚、阿马尔菲以及比萨等港口的商队线路,负责运输今天看来依然神奇的商品:染料和彩色天鹅绒、丝绸、大马士革锦缎(源自叙利亚城市大马士革)、摩苏尔布(源自伊拉克城市摩苏尔)、巴格达绸(源自巴格达)、棉布、塔夫绸、缎子以及马海毛。
诸如大马士革锦缎和摩苏尔布这样的名字自带一种战栗感。它们既异域又熟悉,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向英语母语者施压。被剥夺了自身的历史和地域属性——比如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或伊拉克的摩苏尔——之后,它们成为无用的名字,甚至都不能称之为名字,我们也可以说它们仅仅是声响。尽管如此,事实上正因如此,在那种声响偶尔唤起的光晕中,某种别的东西在徘徊。我们可能不记得,但语言记得。生活继续向前,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承载着逝去时代的痕迹,它们如今仍然活跃,挂在墙上,垂在窗前。
颜色很难轻易和香料分离。欧洲与东方进行的香料贸易远比香料(一个派生于拉丁语species的词)本身意义重大。它意味着染料、香水、药物以及调味品,染料在整个香料贸易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
作为“纺织工业的重要辅助行业”,18世纪的英国干货药料商主要和染料打交道。许多染料具有药用价值,除此之外,他们也涉足纯药材生意,例如甘草汁、达拉布和金鸡纳皮。实际上干货药料商把自己的商品称为“药物”,有时候明确为“染料药物”。如今韦伯斯特词典中“药物”这一词条的首个释义竟然是“用于染色的物质”,第二个释义才是“用作药物的物质”,这着实令人震惊。
(《神圣是什么颜色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