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眼中的“酷吏”与“循吏”

　　古人倡导“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是评鉴历朝历代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司马迁在《史记》中分作《酷吏列传》与《循吏列传》，当为后世吏治之镜鉴。

　　所谓“酷吏”者，以“武健严酷”为守则，媚上求荣、暴虐严苛，司马迁录西汉郅都、张汤等10余权臣事例以为佐证。酷吏绝非庸官、懒官，多为能吏、干吏，亦不乏清贫自守的廉吏、抗争权贵的诤臣。司马迁并未将酷吏皆视为奸臣，然对其贬之、憎之亦怜之。

　　所谓“循吏”者，以“奉法循理”为宗旨，尊仁卫道、舍己爱民，记春秋时期孙叔敖、子产等5位贤臣之举以为范式。循吏遵从天理、国法、人情，严守法度而不机械执法，既以法治世，更以法律己。

　　酷吏与循吏皆有“据法而行”之外观，但二者之价值观与方法论背道而驰。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区分：

　　一是以民为本。酷吏只唯上，一味迎合统治者意图，以至于法网常密、奸伪萌起。秦朝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奢求王朝千秋万代，却至二世而亡。汉承秦制，虽汉初与民休息，但“恶法暴政”的根源犹在。酷吏郅都号为“苍鹰”，办理废太子刘荣触法案时，刘荣想要书写工具以上书申辩，而郅都“禁吏不予”、迫其自杀。酷吏张汤亦善于揣摩上意，武帝意欲严惩者，派遣执法严酷者办理；武帝意欲宽恕者，派遣执法轻平者办理。

　　而循吏重爱民，坚守匡世济民、治国安邦的本心。循吏子产为郑国国相，推行“作封洫”（田制改革）、“作丘赋”（赋役改革）、“铸刑书”（公布成文法）以及“不毁乡校”（广开言路）等仁政，孔子闻知其亡，流泪赞其为“古之遗爱”。循吏公仪休任鲁国国相，不仅“城门悬鱼”拒贿，还拔掉园中菜蔬、毁掉自家织机；既坚持清廉自守，又决不与民争利。故司马迁叹曰“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二是法德相济。司马迁笃信孔子、老子的“德化”主张。认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以严刑峻法威慑万民，百姓会趋利避害，但无羞耻心和正义感；以利害之术规制天下，人心不可能归附；以严密法网统摄言行，仇视社会的人群会更多。

　　司马迁认为，“治讼”之最高境界为“无讼”，“法政”之最大成就为“无事”。若法令未得遵行、狱讼增而不减，当思法度是否合于其时、德化是否根植人心。如循吏孙叔敖知道币制改革导致市场颓废后，立即劝谏楚王收回成命。

　　三是修己安人。酷吏冷峻严酷、追逐名利，多以整治他人而见长；循吏遵法循理、心存敬畏，常有律己爱人的义举。二者的政绩观虽然截然不同，但司马迁告诫我们，前者常大行其道，而后者常遭人讥笑。如循吏石奢乃楚昭王的国相，为尽孝道放纵犯法的父亲，为尽法职归而自刎；李离乃晋文公的司法官，因发现过往办案冤杀他人，主动伏剑自裁。酷吏中即使张汤等廉洁耿介之士亦少有，多为功名利禄之徒。如酷吏宁成放言“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宁成获罪后，逃狱出关，并借钱买田千顷、累至千金巨富，后获大赦。

　　四是广开言路。酷吏者多揣摩上意、行诡诈阴谋之术，其内心幽暗诸事，难以同外人言说，亦难听得他人逆耳忠言。循吏者多磊落坦荡，不拒诤言、不掩实情。酷吏张汤因大司农颜异“口不言而心非议之”，以“腹诽”之罪奏请处死。如此“诛心”之论盛行，岂有真话可听？众多酷吏位极人臣，但不得善终，皆与其在位时钳制言论、积聚民怨相关。后张汤遭人举报，其欲对质辩白。但汉武帝之言路早已被其他权臣所闭塞，张汤只能自尽服法。正印证那一句古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法治日报》10.25 钟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