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

　　1982年，湖南长沙板仓的杨开慧故居正式启动修缮工程。当工人清理卧室时，在墙缝中意外发现了杨开慧于1929年3月写给堂弟杨开明的托孤信。一段跨越时空的深情，展现在世人面前。

　　1927年8月底，毛泽东按照八七会议指示，准备从湖南长沙前往江西安源部署秋收起义。出发前，他先将杨开慧送回板仓。二人分别时，毛泽东叮嘱她除要照看好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外，更要积极参加农民运动。但谁也没想到，这次离别竟成了他们的永诀。当时，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导致我党从湖南至江西的秘密交通线被敌人切断。自此，杨开慧与毛泽东失去了联系。她一边抚养3个孩子，一边在长沙地区坚持革命斗争。

　　1929年3月7日，杨开慧在湖南《国民日报》上看到了一条令其无比震惊的消息——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国民党反动派斩首示众。为了革命事业，杨开慧头可抛、血可洒，但一想到3个年幼的孩子，那颗柔软的充满慈爱的心便在滴血。思前想后，她便提笔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信。

　　一九二九年三月

　　给一弟的信（没有发去）

　　一弟：亲爱的一弟！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战）慄（栗）而且寂寞！在这个情景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如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利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地）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筋（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杞忧堪嚎，书不尽意，祝你一切

　　顺利！

　　信中，杨开慧清楚地知道革命道路异常坎坷，自己可能会随时牺牲，“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因此“不能不早作预备”。她把能联系上的亲人——堂弟杨开明、堂妹杨开仁和杨开秀作为最后的依傍。同时，她勇敢地表示：“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对于死亡的这份超脱，远远超出一般女子的心态。然而，当杨开慧真切感受到死神接近时，最放心不下的，是3个年幼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杨开慧一想到他们极可能变成孤儿，内心不由变得柔软、脆弱，“好像永远不能强悍起来”，只能蜷伏在角落里“颤（战）慄（栗）而且寂寞”。她写信给杨开明，希望孩子们可以得到他的照顾与爱护，“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封托孤信，字字情深，感情细腻，饱含着一个革命母亲对孩子们割舍不下的牵挂。由于革命形势极为险恶，杨开慧写好这封托孤信后，怕暴露收信人的地址并没有寄出，而是把它藏在卧室的墙缝中。让人悲叹的是，杨开明于1930年2月在长沙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5岁。

　　当时，湘系军阀何键为了能抓住杨开慧，开出很高的赏银：“谁抓到毛泽东妻子杨开慧，赏1000大洋。”那些贪图钱财的“清乡队”队员开始大规模的疯狂搜捕。虽然杨开慧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几度脱离险境，但她的行踪最终还是被一个密探发现。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与毛岸英等人被抓捕，并关押在长沙警备司令部。在狱中，小小年纪的毛岸英看到母亲杨开慧受尽敌人折磨，伤心痛哭，她却坚定地说：“你要学会坚强，永生永世跟党革命。妈妈永远爱你的爸爸，长大后你要听爸爸的话，要心疼他，孝顺他。你是哥哥，要照顾好弟弟们。”

　　杨开慧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长沙，当地有识之士多方奔走营救。迫于压力，敌人表示只要她和毛泽东脱离关系，就可以重获自由。杨开慧坚贞不屈，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想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

　　后来，毛岸英被舅舅杨开智从监狱接回。为了避免再被迫害，叔父毛泽民将毛岸英与两个弟弟送入位于上海的“大同幼稚园”。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后来也遭到敌人破坏，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一度流落街头，处境艰难。

　　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如今，细细品读这封泛黄的家书，承载的不只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无限牵挂，更是一个革命者对信仰的坚定守护。

　　（《中国档案报》8.28 龙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