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变迁史带来哪些历史启示
如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迷失人类的本性，怎样不断校正人类前进的航向，这些都是我们在审视历史的过程中需要思考和解答的终极问题。
在不久前的上海书展期间，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极简德国史》一书作者孟钟捷为大家深度解读了德国千年发展脉络及其历史启示。
改变德意志命运的两个历史时刻
德国的历史那么漫长，我觉得有两个改变德意志命运的关键历史时刻。
第一个历史时刻是1519年的皇帝选举。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是采用继承制，而是通过选举制产生的。1519年的皇帝选举有四个候选人：英国国王、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和萨克森公爵。当时，萨克森公爵“智者”弗里德里希是最有希望当选的，因为他是唯一生活在德意志境内的王公。他是支持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并最终保护了马丁·路德，使他免受迫害。如果他当了皇帝，可能德国历史的发展会呈现另一番面貌。
然而事实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通过重金贿选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即查理五世。查理五世掌权后，全力打压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激化德意志宗教对立，直接催生了“三十年战争”，使德意志陷入长期分裂与衰败。
第二个历史时刻是魏玛共和国成立。
1918年11月9日，魏玛共和国成立。它是在德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和突发的德国十一月革命交织在一起的背景下产生的，由此注定了这场民主共和实验充满着挑战、冲击和困境。
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国会花了近6个月时间，讨论通过了《魏玛宪法》。这部宪法是由一些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共同编著完成的，共181条、1.4万余字，是当时世界上篇幅最长、内容最详尽的宪法。当它在1919年8月14日公布生效时，很多德国人激动万分，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然而，从后来的历史实践来看，这部宪法存在着重大隐患。《魏玛宪法》设计的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规定国会议员的席位严格按照各党得票比例分配，虽然看上去保证了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但最终导致议会碎片化，小党林立，组阁困难，政局动荡。
这部宪法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全民直选总统制度。该宪法规定，总统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7年，拥有任命总理、解散国会、否决法案、统帅军队等权力。它原本希望解决政党政治的弊端，但最终反而造成过于依赖总统的个人品性、容易滋生强人政治的问题。
普鲁士是怎样崛起的
追溯到18、19世纪，德意志还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形态的国家，那么它是怎样渐渐发展成一个崇尚军事武力并最终走向“一战”“二战”的德国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了解普鲁士的发展历史。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后期，其领导者主要是哈布斯堡家族，哈布斯堡家族就是奥地利的统治家族。而除了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的另一个大邦就是普鲁士。
普鲁士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国发展路径完全不同，它的发展有四个主要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从环境恶劣的边区起步。“普鲁士”是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地方。13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的条顿骑士团（天主教军事组织）消灭了当地土著普鲁士人，以该地自居，并建起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普鲁士骑士团。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修士，团长是最高领袖，所有人都遵循“安贫、守贞和服从”的修道原则。
1510年，老团长去世，阿尔布莱希特被推举为普鲁士骑士团的新团长。阿尔布莱希特当政时，恰好遇到宗教改革。他立即宣布骑士团国家与罗马教廷分道扬镳，并推动世俗化改革，其家族成为普鲁士公国的世袭公爵。当时，普鲁士公国的首都位于柯尼斯堡（现为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市），东边就是实力强大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因为地处边境，生存环境恶劣，所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开垦边区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从一开始，普鲁士就特别倚仗军队，其军国主义特征逐步显现出来。
第二个节点与宗教改革有关。
德国中部有一座城市叫美因茨，它中间有一条河叫美因河。宗教改革之后，美因河以北的德国地区普遍转向了新教，而南部地区则主要保持天主教信仰。
新教和天主教有着很大的区别。天主教认为信仰来源包括《圣经》和圣传（教会传统），教皇拥有最高解释权。新教则认为《圣经》是信仰唯一最高权威，强调“因信称义”。而要读懂圣经，必须识字，因此，新教文化促成了北部地区的教育大发展，进而催生了北方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历史上，第一个用德语在课堂上讲课、写哲学著作、写诗、写戏剧的人，都出现在北方地区。
第三个节点是法国对德国的入侵——拿破仑战争。
如果没有拿破仑战争，可能德国人对于民族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浅层次上。但拿破仑战争的爆发，使德意志人一下子醒悟了。在对抗拿破仑的过程中，哈布斯堡家族依然采用联姻的方式，而普鲁士却扛起了民族大旗，使德意志人看到了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第四个节点是关税同盟的建立。
1834年1月1日，普鲁士带头组建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它包含18个邦国和自由城市，覆盖2350万人口，在德意志土地上首度形成了一个连成一片的经济区。普鲁士依托跨邦关税同盟，不断积累经济优势，逐步掌握德意志的主导权，最终完成了国家统一。
正是在普鲁士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以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重商主义为特征的普鲁士精神逐步形成。
为什么希特勒会在德国产生
传统研究多将纳粹崛起、“二战”爆发归咎于德国历史的独特性，认为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开始，德意志就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最终注定产生希特勒，并越来越走向极端。
但纳粹的出现并非德国独有的历史问题，而是19至20世纪欧洲整体现代性危机的集中体现。什么叫现代性危机？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各国依托技术革新快速崛起，随着这些国家的国力不断提升，渐渐滋生出种族优越论与极端民族主义，殖民扩张也被包装为“文明传播”。这套价值体系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因此，迫害犹太人、运用工业化武器开展战争等行为并非德国专属，而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现象。只不过，德国纳粹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得更快、更彻底。
在德国历史的演进中，希特勒的上台是多重偶然与必然因素叠加的结果。
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惩罚太重，巨额赔款对其经济复苏造成巨大压力，民众生活困苦，从而导致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兴起。但是我认为，《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惩罚不是过重，而是过于宽松，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残余，这才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复苏埋下了隐患。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聚焦于希特勒现象，而应该把视野放在更加宏阔的历史长河中去看待问题。今天，AI时代已经来临，人类再次面临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如何在AI发展过程中不迷失人类的本性，怎样不断校正人类前进的航向，这些都是我们在审视历史的过程中需要思考和解答的终极问题。
德国的历史反思之路
民主德国（东德）和联邦德国（西德）是1949年至1990年间因“二战”后盟军占领而分裂的两个德国主权国家，最终于1990年10月3日实现统一。在反思“二战”的问题上，联邦德国的态度比民主德国更明确。因为，民主德国以反法西斯政权自居，不太直接讨论德国人的历史罪责。
联邦德国在战后历经了三个阶段的反思之路。
第一阶段，在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时期，他通过主动认罪、支付赔款的方式，赢得了以色列以及其他一些周边国家的认可，完成了国际形象的第一次重塑。但与此同时，他却用两次“大赦令”让一批前纳粹分子走出监狱，甚至进入各级领导机构。
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内幕不断被揭露，针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兰克福审判”唤起了德国年轻一代对历史的反思。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宪政爱国主义”。当时德国的一些历史学家试图为纳粹时期的罪行辩护，但哈贝马斯认为，唯一在政治和道德上正确的爱国主义应该基于立宪国家的普遍原则。“对于联邦德国人民而言，宪政爱国主义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地永远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建立了正义的政治体制。”他为德国划定了历史反思的红线，坚决杜绝历史虚无化与洗白思潮。
两德统一以后，直到今天，彻底清算历史认知一直是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2015年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时，曾在多个场合介绍德国“克服过去”的成功经验。她尤其指出，“无视过去就看不到现在”“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提醒同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应当正本清源。不过，在社会层面上，试图为纳粹党或希特勒翻案的极右翼分子依然存在。
（《解放日报》9.4 孟钟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