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西方人士的晋察冀印象记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以后，西方舆论界即掀起一股探寻“红色中国”的热潮。地处华北抗战最前线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紧靠平津等主要城市，并扼守正太、同蒲、平汉、平绥等铁路干线，成为吸引众多外籍人士到访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卡尔逊与汉森的战地访问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左翼作家周立波遵照中共地下党的安排撤离上海，随后奉命担任埃文斯·卡尔逊的随行翻译，陪同其抵达晋察冀——卡尔逊由此成为第一位踏足该根据地的美国军官。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周立波革命生涯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卡尔逊中国认知的关键来源地。   与同期活跃于华北前线的西方记者相比，卡尔逊的身份具有双重特殊性：其一，基于其美军“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卡尔逊此行兼具半官方外交使命；其二，不同于埃德加·斯诺对马列著作的熟悉，亦不同于史沫特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卡尔逊在进入晋察冀之前并无明确的政治倾向。全面抗战爆发后，卡尔逊受命为美军评估中共的武装实力与游击战术，晋察冀所在的华北敌后遂进入其视野。在此过程中，两位“引路人”发挥了关键作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激发了他对中共的直接兴趣，而史沫特莱则力荐其前往五台地区，称“那里正在进行一切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试验”。晋察冀的所见所闻完全印证了史沫特莱的判断，当地军民的抗战意志与合作精神令卡尔逊印象深刻。他后来在《中国的双星》中写道：

　　这里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人民正在经营一个合作生活的伟大试验……这种新型的生活已在他们心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使他们会永久继续这种生活，而将这地方变成一个实际的乌托邦的中心。

　　无独有偶，首位访问晋察冀的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同样在《中国抗战纪事》中留下了极为相似的观察。他将晋察冀所在的五台地区描绘为一个烽火中的“理想国”：

　　在晋北一座佛教圣山，由中国共产主义者、基督教徒、佛教徒、喇嘛、爱国大学生以及不识字的农民构成的奇异组合体，重现了一个柏拉图想象的理想国。

　　1938年3月，汉森应中共方面邀请，前往冀中吕正操部观摩。沿途所见令他深感触动：“这是战争期间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脸上洋溢着真正的快乐。”同年7月，他经冀中进入晋察冀，随后抵达延安。在延安，汉森当面向毛泽东求证了晋察冀“民主实验”的具体做法，并得到详尽解答。

　　对于出身牧师家庭的卡尔逊来说，晋察冀敌后展现了一个崭新、质朴、道德化的社会雏形，他从中辨识出与基督教精神相契合的要素。因此，在致罗斯福总统的密函中，他不仅详细汇报了中共的游击战术，更以相当篇幅强调八路军所展现的正直、真诚、自律、友爱与奉献精神。卡尔逊写道，“在中国，我从未见过如他们一般的团体……你能像与西方人一样与他们交谈、相处”。据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回忆，曾对“左翼”事物持审慎态度的卡尔逊，最终“变成了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与实力崇拜的人”。

　　林迈可及班威廉夫妇的在地体验

　　抗战期间，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晋察冀一度成为日占区人士撤往重庆大后方的重要通道。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夫妇与班威廉夫妇，即为经此路线转移的人员代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规避日方拘押，两家人士在平西游击队的协助下撤离北平，辗转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他们在该地区停留达两年之久。

　　林迈可在《抗战中的中共》一书中，系统记述了这段不平凡的敌后经历。林迈可出身英国贵族世家，1937年受聘于燕京大学。他对中国抗战事业抱有热忱，此前曾以上海、香港等地为重要中转站，曲折往返于北平与敌后根据地之间。来到晋察冀以后，他敏锐地观察到，在这片看似闭塞的乡村中，普通民众不仅密切关注国际局势，而且对战局动向有着清晰的认知，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政治意识。通过日常交往，他的中国妻子李效黎也注意到，当地的农民不仅习惯于握手、开会等新型交往方式，许多人还能从容地登台发表演讲，即便是粗通文墨的农村妇女，也能“大谈国事”。这位来自山西、负笈燕大的知识女性，在回忆录《延安情》中由衷感慨：“我感到战争教育了人民，八路军组织了人民，它使普通人民的生活完全熔化在抗战的大熔炉里。”进而坦言：“我觉得燕京的好多学生和教师对政治的认识，远远不及这些农民。”

　　林迈可的同事、燕大物理系教授班威廉，同样察觉到新的变化。在充满冒险气质的《新西行漫记》一书中，班威廉夫妇特别表明，“我们是纯粹科学家，对于政治，根本就不感兴趣”，一切观察均以“理智”和“科学”为准则。他们将目光投向华北乡村中的农民，认为普通史学家、新闻记者和外交官往往只着眼于少数政要，但中国真正的未来实则取决于持续涌动的民众洪流，“这个洪流是静静地不断地在进行着，它的力量日益增加，谁也不能加以遏制。”居留晋察冀的两年间，班威廉为当地的游击队青年讲授无线电技术、高等物理学和大学微积分，“所有成绩达到了最高大学的水平”。这对夫妇以知识分子的启蒙信仰、科学教育的传播手段接近这些底层农民，进而发现了“真正的中国”——班威廉提及，此前在燕京大学时，常感到自己与真实的中国社会相距甚远，也不确定传授的现代科学知识对普通农民究竟有何意义，直到与游击队员同吃同住数年之后，他们认为找到了答案：知识分子的责任，正在于帮助这些青年掌握科学，使其在革命事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事实上，通过朝夕相处，他们既看到了华北乡村的贫苦、坚韧、“富于人情味”和“不可被征服”，也发现了迷信、不卫生等旧习惯的残余。在其眼中，根据地早已褪去神秘与浪漫，反而是种种反义词的混合体。

　　今天，我们完全可将这些来访者的记录视作战时西方观察的另一种典型，而关于“红色乌托邦”的想象，也在此中获得了更为复杂而深刻的突破。

　　（《文汇报》8.9 马娇娇）